“我还没准备好。我情愿待在耶路撒冷，直到你给我自由为止。”

　　“你见鬼了，加百列!”沙姆龙一拳捶在桌子上，震得碟子直颤，“你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修补别人的东西和别人的生活，就是没修复你自己。修画，修破船。你还修复了衰败的情报部门。你修复了杰奎琳和朱利安·伊舍伍德。你甚至还用奇异的方式修复了塔里克——你坚持要我们把他葬在上加利利。好了，现在该修复你自己了。滚出那间公寓，好好生活，别等有一天你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是个老头儿了，就像我这样。”

　　“你的那些盯梢的是怎么回事呢?”

　　“我安排他们是为了你好!”

　　“把他们撤了。”

　　沙姆龙一咧大嘴：“成，你自己陪自己吧。”

　　加百列当晚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琢磨着，老头的事情办得够顺的。勒夫和那些反对党要走了，塔里克死了，机构的声誉恢复了。几个礼拜的工夫成绩不小了啊，阿里。真不坏啊!

　　加百列先向南，穿过内盖夫和埃拉特的荒凉山坡，经过红海。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在沙滩上晒太阳，不过很快就按捺不住，又折向北行，走最便捷的路径经过西内盖夫来到比尔谢巴，接着，取道黑带高速路，穿过朱迪亚和西岸地区。

　　不知为什么，他选择了令人煎熬的蛇形路，由此来到马萨达要塞的东面，在古老的要塞遗址间徜徉了一番。加百列避开了观光客的老套路，没去死海。他花了一个下午在希布伦和杰宁逛阿拉伯市场。他希望能看到沙姆龙的面孔，看着他同那些戴白头巾的商贩讨价还价，旁边，还会有约旦河西岸暴动时的老兵紧紧盯着他。

　　他驱车驶过耶斯列谷地，就在阿弗拉以外，通往拿撒勒的路上，他在定居点的农场门口停下来。那是他童年时居住过的地方，他想进去。去做什么?看什么呢?他的父母早就去世了，如果有奇迹，他真的撞见个熟人，他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对他编一番瞎话吧。

　　他继续赶路，一路向北。在前往加利利的路上，漫山开遍了野花。他沿着湖岸开了一程，来到古老的山城萨法德，然后进入戈兰。他在路边停下，不远处有一个德鲁什族的牧羊人，正在看护着牲口。加百列望着加利利的落日，多年来第一次有一种近乎于满足、近乎于安宁的感觉。

　　他回到汽车里，经过戈兰，来到舍莫纳镇以外的一座集体农场。正是星期五晚上，他走进餐厅，去吃安息日晚餐。和他一起坐着的，是一群来自农场的成年人。他们都在农场做工，脸庞晒得黝黑，手上生了老茧。他们并不理会他。过了一阵子，其中的一位老者问他的姓名，从哪里来。他说他叫加百列，老家在耶斯列谷地，不过已经离开家很久了。

　　翌日早晨，他穿过贫瘠的海岸平原，沿地中海向南行驶，经过阿卡、海法、凯撒利亚、内坦亚，最终来到了赫兹利亚的海滩边。

　　她正依靠着栏杆，双臂交叉，望着海上的落日。风吹起她的头发，一缕缕遮着她的脸。她穿着宽松的白色女式衬衫，戴着一副太阳镜，俨然一副深居简出的隐士形象。

　　加百列等着她发现他。她迟早会的。她接受的是沙姆龙的训练，伟大的沙姆龙教出来的学生，有谁会发现不了自己阳台下站着个男人呢。她终于发现了他，脸上立刻绽出微笑，随即又慢慢收敛。她举起手，勉强地挥动着，似乎是被隐秘的火焰灼烧了。加百列低下头，迈开了脚步。

　　他们在她家阳台上喝着冰镇白葡萄酒，浅浅地谈着话，回避谍战、沙姆龙、加百列的伤势之类的话题。加百列对她讲了自己的旅行。杰奎琳说，早知如此她也愿意同行。接着又道歉，说自己不该这样说，因为她没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你又来到这里，加百列?你从来不会没有理由就去做一件事的。”

　　他想再听一次塔里克所讲的故事。就是那天晚上，从边界到纽约的路上，塔里克对杰奎琳所讲的那一段。他一边听她讲，一边望着海，望着风掀起了沙子，月光洒在波涛上，然而他始终专注痛切地听着。待她说完，他还是没法拼接出整幅图画。一切似乎像一幅未完的画作，或是一首缺了音符的乐曲。她留他吃晚餐。他编了个谎话，说自己在耶路撒冷有急事。

　　“阿里告诉我你想离开。有何计划?”

　　“在英格兰有个叫韦切利奥的男人在等着我。”

　　“你确定这样回去安全吗?”

　　“我没事的。你呢?”

　　“我的故事铺天盖地，报纸电视，满世界都是。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了。我只能留在这里，没别的选择。”

　　“对不起，我把你牵累进来，添这么多麻烦，杰奎琳，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原谅你?不，加百列——正相反，真的。我感谢你。我得到了我最想要的。”犹豫一阵，她又道，“应该说，几乎得到了一切。”

　　她陪他走到海滩。他吻了她的嘴，抚摸了她的头发。接着他转身走回自己的汽车。中间他停下来回头望她，她却已经走了。

　　他饿了，于是没有径直回耶路撒冷，而是在特拉维夫停下吃饭。他把车停在巴尔夫街，步行到沙因克因大街，悠闲地逛过一家家时髦的咖啡店、先锋时尚店，心里又联想到了蒙特利尔的圣丹尼斯大街。他有种感觉，有什么人在跟着他。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只是一张熟悉的脸闪现了许多次——一种颜色，一顶帽子。

　　他在报亭买了份报纸，来到一家餐厅，在摆放在人行道上的圆桌前坐下。这是个暖和的晚上，人行道上挤满行人。他点了色拉三明治和啤酒，然后打开报纸，读着头版头条的文章：“本杰明·斯通，傲岸独行的出版人、企业家，已经失踪，据怀疑，他是在圣马丁附近的加勒比洋面上落水的。权威人士认为，斯通在半夜里从他的豪华游艇上落入水中。”

　　加百列合上报纸，回忆着。

　　“本杰明·斯通怎么样?”

　　“在加勒比海上他的游艇里逍遥着呢。”

　　菜来了，于是他折起报纸放在一张空椅子上。再一抬头，却看见人行道上有个男人，修长，俊美，黑色的卷发，胳膊上挎着位金发的以色列姑娘。加百列放下叉子，直盯住他，将一切审慎的涵养和谍报人员的自制都抛在了九霄外。

　　毫无疑问，他是尤瑟夫·阿尔·陶非吉。

　　加百列把钱放在桌上，离开餐厅。他跟了尤瑟夫整整三十分钟，沿着沙因克因大街，接着是艾伦比，最后转到滨海大道。脸可能会搞错，可是—个人走路的姿态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加百列在伦敦跟踪过尤瑟夫几个星期。他的步态烙在了加百列的记忆里。髋部的动作，背部的曲线，走起路来似乎总是踮着脚尖的样子，错不了，准备出击!

　　加百列想回忆起他到底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想象着他站在自己公寓的窗前，除了内裤什么也没穿，左手戴着银色腕表。他惯用右手。如果他接受过本机构的训练，应该是把枪藏在左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