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兰问：“你们被拐的时候，多大?”

　　“我七岁，他九岁。”小真又一叹，“你大概看不出，我小时候是个假小子，从不穿裙子，从不梳辫子，父母也不在乎，总给我剪个短短的娃娃头，所以我被拐，完全是个错误。等人贩子发现拐卖的孩子性别不对，总不能送回去吧，就一起把我带到阳关了。”

　　“到阳关后，我哥和另几个男孩进了戴向阳的水泥厂干活……当时在水泥厂还有至少五六十个拐来的孩子，据我哥说，至少有一半在十五岁前或死或残。我呢，人贩子在阳关本地找买主。女孩并非毫无市场，可以给人做童养媳，可以卖给没孩子的家庭，也可以卖给暗窑。第三种的可能不是最大，因为我当时实在太小，很少有暗窑在七岁女孩身上投资做长线的。我的命运是第二种，被卖给了一个县里文工团的女演员。她单身，当时三十多了，大概原意是要个女孩，一半做女儿养老，一半做丫鬟仆人。她在县里八面玲珑，很快办好了正式户口，倒也没有虐待我，还送我去上学……”

　　小真忽然停住，出了会儿神，说：“就说我哥吧。”仿佛刚做了个艰难的选择。“我哥他们一伙过的苦日子，他们后来的情形有时候会跟我说起一些，但我还是无法想象，或者说，惨到超乎我想象。他们每天干活超过十五个小时，吃的不见得能赶上乞丐，睡的是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电扇的铁皮活动房，大通铺;为了怕他们逃跑，睡觉的时候鞋子都没收，窝棚没有窗，只有扇铁门，门口两条大黑狗和一个人整夜看着。宿舍里如果有一个人生传染病，立刻就会倒下一大片。”

　　“但我哥从一开始就在琢磨着怎么逃出去，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身体，躺在铺上练仰卧起坐，翻过身来练俯卧撑，他知道要想逃出去，身体撑不住不行。但他亲眼目睹前人的教训，逃跑的尝试不能失败，一旦被捉回来，只有死路一条。”

　　“他就是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很谨慎地筹划，慢慢地等待时机，看见有人累死了，就去偷偷取下那人的鞋子藏起来，留着逃跑时穿，一有机会就搜集能用来做武器的棍棒，飢看见地上一根铁钉也会捡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点磨利了。同时，他们这批孩子得不到足够营养，每天工作又繁重，说真的他们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和脑力来思考、记忆、策划。这样一拖就是三年，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像个没有脑袋的木头人那样死在厂里，所以冒了点风险，棍棒和铁钉子都用上了，终于和另外两个同伴逃跑成功。”

　　那兰问：“卜立群和耿路?”

　　“两个人都比我哥大个三四岁，但都听我哥的，那次逃跑成功，他们算是认识到，我哥与众不同。更与众不同的，他也记得当年对我的承诺，居然找到了我。”

　　“他们刚逃出水泥厂的时候，根本不敢在阳关多呆，往哪儿跑呢?我哥说，哪儿人多我们往哪儿跑。他们这三年和同厂的童工闲聊，已经知道这是在陕西，陕西哪里人多?当然是西安。于是三个人在阳关站铁路附近扒车，尝试几次后，终于扒对了一辆去西安的货车，但并没有直入西安，而是在临潼跳下了车。”

　　“我哥的理论是，西安大，人多，是藏身的好去处，但人多意味着坏人也多，地痞流氓肯定也多，三个半大的孩子初来乍到，肯定被欺负，还是去小一点但人也不少的地区。其实他也不知道临潼到底有多大，只是凭感觉。到了临潼，他们发现地痞流氓还是不少，照样受欺负，于是我哥决定，必须结束流浪的生活。”

　　“那天三个家伙饿得前胸贴后背，看着满街的小吃只剩了流口水的力气。后来看见了一个小店，招牌上是‘正宗蒲城水盆羊肉’，那口水真是流了一地，招牌下面的一面旗子上是‘戴记’两个字。我哥问：‘戴这个姓怎么看着眼熟?’卜立群说：‘那就是水泥厂大老板的姓!你肯定是在厂里以前贴过的标语上看到的，比方说，欢迎戴厂长什么的。’我哥说：‘要不就选这家吧。’于是一个人进了小店，找到店主人，说愿意免费给他干活打下手，只要管一天三顿饭就可以。当时我哥整个儿一小叫花的样子，来路不明，若不是戴老板为人善，非打他出去不可，就说：‘我这里暂时不缺人，要不给你一碗泡馍，你吃好了再到别家去找找看吧。’我哥没有表现出沮丧，连声说谢谢，捧着泡馍却没有吃，径直走到店外面。那戴老板觉得奇怪，跟出来看，却见我哥把那碗泡馍让耿路他们两个吃，自己在一边站着。那戴老板大概觉得我哥人品过得去，后来想想，自己正打算扩展经营范围，加更多的面食品种，椽头蒸馍、棒棒馍、蒲城包子什么的，这孩子如果肯干，这么便宜的人工何乐不为。”

　　“就这样，我哥小小年纪，就成了‘戴记蒲城小吃’的员工，正好戴氏夫妇中年不育，两年后索性收养了我哥，还按着家族辈分的规矩起名，叫戴世永，又回蒲城老家给我哥办了身份证。耿路和卜立群也都学着我哥的样去给人免费打工，虽然没有被哪家收养，但吃喝也都不愁了。”

　　“一年后，我哥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向戴氏夫妇请了几天假，又回到了阳关，找到了我。”那兰说：“你们真算是有缘分，他完全有可能扑空，你完全有可能被卖到其他地区。”

　　“大概是我的命好。”小真苦笑，又说：“只可惜他童年的回忆最终还是硬生生被洗脑运动和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苦力洗光了、磨光了，手心的疤痕愈合后，他自己的名字也淡忘了，父母的姓名写在衣服上，时间久也淡了，他甚至连老家在江京都记不得了，他的注意力放在生存和帮助养父母的生意上。戴记蒲城小吃的生意倒真是越来越好，我哥就撺掇戴老板开一家分店到西安，开始有些艰难，后来一样成功，至少一家子稳稳过上小康的日子，还在西安买了两套房子。”

　　“可是我哥还有更多的想法，他不甘于一辈子经营小吃店，他总说哪怕自己将戴记蒲城小吃开成全国连锁店，他还不会满足，他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所以他辞别了戴老板夫妻……他们哭得很凶，竭力挽留他，但他说，你们是我的恩人，我会保证以后为你们养老，但先给我几年时间，实现我自己的心愿。”

　　“他没有告诉他们……我想他们也会猜得出，他要实现的第一个心愿，是到江京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他本来已经忘记了自己来自江京，只是偶然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昭阳湖，以及湖心岛，让他突然记起来，这是他小时候熟悉的景色。”

　　那兰想，从记忆学的角度看，有这个可能，小时候的记忆虽然被洗去，但童年的那些深刻印象做为信号来说并没有被彻底抹去，而是潜伏起来、进入休眠状态，在合适的场合重新受到刺激，就会“复活”。

　　“他来到江京……卜立群和耿路也跟来来，他们三个之间的情谊，我觉得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兄弟般的感情’来形容了，已经超出这个层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