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你妹妹从没来过你现在的住所?”

　　“没有。”

　　里甘转向我。“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一套斯泰西的指纹。”我一言不发。

　　“你好像不太吃惊，马克。”

　　“斯泰西吸毒。虽然我觉得她不会向我开枪并绑架我的女儿，但以前我低估了她堕落的程度。你们搜查过她的住处吗?”

　　“自打你被枪击后就没人见过她，”他说。

　　我闭上眼睛。

　　“我们认为，这样的事单凭你妹妹一个人是干不成的，”他接着说。“她可能有个同伙一个男朋友，一个毒品贩子，某个知道你妻子娘家非常富有的人。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说。“既然这样，你们认为这事从前到后是一起绑架阴谋，有什么依据没有?”

　　里过搔着下巴上的黑痣，之后微微耸了耸肩。“但他们试图把我们俩都杀死，”我接着说。“从死去的父母身上怎么能索取赎金呢?”

　　“他们可能因为吸毒过量，导致出了个差错，”他说，“要么也许他们想从塔拉的外祖父那里敲诈钱财。”

　　“那他们怎么还没有敲诈?”

　　虽然里甘没有接话，但我知道答案。迷醉状态，特别是在开枪后，对吸毒者来说是难以控制的。吸毒者不会处理矛盾，这是他们最初吸毒的原因之一。逃避，遁世，消失，一头扎进吗啡的世界里。

　　媒体将铺天盖地地报道此案，警察将展开调查。在这种压力下，吸毒者们将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会放弃一切，溜之大吉。

　　而且他们会销毁所有的证据。

　　但是两天后，就有人索取赎金。

　　既然我又恢复了神智，枪伤也康复得出人意料地顺利。可能是因为我集中精力康复身体，也可能是因为在亚紧张状态中卧床12天已使伤口得到了愈合，或者是因为我遭受痛苦并非出于身体原因。我想到塔拉时，那种莫名的恐惧令我感到窒息;我想到莫妮卡，想到她死在地上时，好像有把钢爪将我从内到外撕成碎片。

　　我想出院。

　　尽管身体依然疼痛，但我竭力要求赫勒医生放我出院。她注意到我正在证明一句格言，即：医生是最差劲的病人，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回家。我们一致同意一名身体治疗专家将每天上门探视我。为安全起见，一名护士将定期上门打针。

　　我离开圣伊莉莎白医院的那天上午，母亲就待在我家——以前的犯罪现场一给我“准备一番”，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害怕回到那里，一座泥砖结构的房子里。我不认为看到孤零零的它会使我动情，不过也许是我思维中断的缘故。

　　伦尼帮我打点行装并穿好衣服。他是个高个子，瘦长的脸上长着荷马·辛普森[x7]式的浓密黑须，刚刮完脸不一会儿，胡须就会蹭蹭地向外冒。小时候，他就戴着一副可乐瓶样的厚眼镜，即使夏天也穿着一条厚得过分的灯芯绒裤子。以前，他总是任由一头鬈发长得像一条狮子狗，现在，他总是把这头鬈发不折不扣地剪成个齐根平头。两年前，他的眼睛做了个激光手术，所以现在眼镜也用不着了。穿着打扮倒是倾向于高消费。

　　“你真的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伦尼问。

　　“你可是有四个孩子，”我提醒他。

　　“噢，那倒是。”他顿了顿。“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我强作笑颜。

　　“说正经的，”伦尼说，“你不该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

　　“我会安然无事的。”

　　“谢里尔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里了。”

　　“她的心肠真好。”

　　“她的厨艺还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伦尼说。

　　“我可没说要去吃啊。”

　　伦尼的目光转向别处，继续忙活着那个已经打好的背包，我凝视着他。我们从上罗伯特夫人学校的一年级时就相识，已经是老交情了。因此，当我对他说“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也许他并不惊讶。

　　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切人点，因此马上接过话头。“喂，我是你的律师，对吧?”

　　“对。”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法律建议。”

　　“我在听着呢。”

　　“这事我本想早点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听不进去。现在嘛，噢，我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伦尼?”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伦尼体型上是个成人，但我还是把他看成个孩子。因此，很难让我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次我都和他一起庆祝过。初中时我们一起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并一起上化学课。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个在闷热潮湿的周五和周六晚上与我一起厮混的伦尼。我们开着他爸爸那辆木头镶板的客货两用车——不太像一辆“儿童推车”——冲向各个派对。尽管我们进门时从来没有受到阻挡，但人家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我把那所中学的多数人都称做是“大盲人”。我们会站在角落里，拎着一瓶啤酒，脑袋随着音乐左摇右摆，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却从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多数晚上，我们最后就是去传统餐厅吃一块烤奶酪，或者好一点的话，躺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后面的足球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星星的时候，可以更加无拘无束地聊聊天，更何况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好吧，”伦尼说，动作夸张是他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在场，我希望你不要与警察谈话。”

　　我皱了皱眉，“有那么严重?”

　　“也许没什么，不过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子。尽管跟这不一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员往往是头号嫌疑对象。”

　　“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顿了顿，但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哎，也许会吧。”

　　“但是我挨了枪子，你忘了吗?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

　　“对，但是那可以作出两种解释。”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你的疑心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瞧，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绑架案。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个孩子失踪24小时，他们就认为是州际案件，案了就归他们管。”

　　“是吗?”

　　“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们派了一大堆侦探来这儿。监听你的电话，等着索取赎金的电话，就这些事。但是前天，他们突然收敛了。当然这是正常的，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因此他们只留下一两个人。并且他们的想法也变了。塔拉被绑架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但是我估计他们仍然把窃听器放在电话上。我没问他们，但我会问的。他们可能会声称，把窃听器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有人最终会提出赎金要求。但他们也会希望听到你谈一些连累你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