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也不是十全十美啊，”护士回答说。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苏醒后的第二天，当我睡醒时，母亲正站在我床边。

　　“记得这个吗?”她问。她手里拿着一个“爱发牢騷的奥斯卡[x4]”，是我以前感染沙门菌时有人送给我的，绿漆已经褪色。她看着护士，“这是马克的奧斯卡，”她解释着。

　　“妈，”我说。

　　她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我身上。今天她的眉毛膏涂得浓了些，连皱纹里都是膏膏粉粉的。“那时奥斯卡一直陪着你，记得吗?他使你病情好多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往事如潮，宛如眼前。我是因为吃生鸡蛋而感染沙门菌的。为了增加蛋白质，父亲以前总是喜欢把生鸡蛋放进泡沫牛奶里。记得当我刚一得知我得整夜待在医院里时，我吓得要死。父亲不久前打网球时崴了他那阿喀琉斯[x5]的跟腱，脚上打了石膏，时时作痛。可是当他看到我吓成那个样子时，便一如既往地牺牲自己。他白天在工厂里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陪我一整夜。我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待了10天，父亲在那把椅子上睡了10天。

　　母亲突然转过身去，我知道她也想起了这事。护士赶紧找借口离开了。我把一只手放到母亲的背上。她没有挪身，但我能感到她在颤抖。她目光向下凝视着握在手里的褪色的奥斯卡。我慢慢地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

　　“谢谢，”我说。

　　母亲拭了拭泪水。我知道，爸爸这次不会到医院来了，而且我相信母亲已经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至于他是否明白，就无从知晓了。父亲41岁那年第一次中风，也就是陪我在医院度过那些夜晚之后的第二年，我当时8岁。

　　我还有个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个“物质浪费者”(这样说政治上更为合适)，就是个“疯子”(这样说更精确一些)。我有时看看父亲中风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发蓬松的狗、修剪齐整的草坪、篮球网框和堆满煤块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没有门牙的微笑中寻找着未来的暗示，她那阴暗的自我，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没有看出来。尽管我们依然拥有那栋房子，可是它就像一个魅力不再的电影道具。父亲依然活着，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汉普蒂·邓普蒂[x6]一样土崩瓦解了。特别是斯泰西。

　　斯泰西没有来探望我，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不过无论她现在做什么，都不足为奇。

　　最后，母亲转身面对着我。我紧紧地握住那个褪色的奥斯卡，这时一个新念头撞击着我：又只剩我们俩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尸走肉。我探身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温暖和她最近日渐变厚的皮肤。我们就这样一直待着，直到房门打开。还是那个护士弓着身子走了进来。母亲直起身说：“马克也喜欢玩具娃娃。”

　　“电影人物，”我马上纠正她的话。“他们是电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

　　我最好的朋友伦尼及其妻子谢里尔每天也都来医院探视我。伦尼·马库斯是个一流的出庭律师，尽管他也经常处理我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的超速行驶罚款单和我们的房子买卖交割等琐事。他大学毕业后在县检察官手下干事，很快朋友和对手们就送他一个“牛头狗”的绰号，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圈子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绰号对伦尼来说太温和了，所以他们现在叫他“恶犬”。我与伦尼上小学时就相识，我是他儿子凯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

　　夜里我没怎么睡着。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暗暗数着

　　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听着夜幕下的医院里的各种声响，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维不要漫游到幼小的女儿身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可能性。但是我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思维确实是一道黑沉沉的、毒蛇出人的深渊。

　　后来，里甘侦探来探望我，想找到些可能的线索。

　　“谈谈你的妹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我快言快语地说。在他阐述之前，我伸手阻止了他。我明白了。妹妹是个吸毒者，有毒品的地方就意味着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难道我们遭到抢劫?”我问。

　　“我们不这样认为。好像什么东西也没丢，但那地方被搜查过。”

　　“被搜查过?”

　　“有人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一下你妹妹的情况。”

　　“你们有斯泰西的证据吗?”我问。

　　“有。”

　　“我不敢肯定能补充点什么。”

　　“你们现在关系不怎么样，对吧?”

　　不怎么样。这难道对斯泰西和我适用?“我爱她，”我慢吞吞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六个月前。”“塔拉出生的时候?”

　　“是的。”

　　“哪儿?”

　　“我在哪儿见到她的?”

　　“是的。”

　　“斯泰西来医院了，”我说。

　　“来看她侄女?”

　　“是的。”

　　“那次探望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泰西犯了毒瘾。她想抱抱婴儿。”

　　“你拒绝了?”

　　“对。”

　　“她生气了没有?”

　　“她没哈反应。我妹妹冷漠时非常平静。”

　　“但你把她赶出去了?”

　　“我告诉她，除非她彻底戒毒，否则她不能介入塔拉的生活。”

　　“我明白了，”他说，“当时你盼着那样会迫使她重新进行康复治疗?”

　　我当时可能轻声笑了。“没有，不完全是。”

　　“我不太明白。”

　　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释。我想起了全家福上的微笑，想起了那个笑盈盈的女孩。“我们用更严厉的话吓唬过斯泰西，”我说。“问题是我妹妹并不想戒毒，没有毒品她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对她康复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实在是没法吐出这样的话。“把女儿交给她我不放心，”我说，“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里甘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你们什么时候搬进现在的住所的?”

　　“莫妮卡和我四个月前买的这栋房子。”

　　“离你们长大的地方都不远，是吧?”

　　“是的。”

　　“你们彼此相识的时间长吗?”

　　一连串的询问搞得我莫名其妙。“不长。”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小镇长大的吗?”

　　“我们是不同一圈子里的人。”

　　“我懂了，”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四个月前你买了这栋房子，而你有六个月没有见到你妹妹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