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止这样呢。”拉蒙脸上洋溢着叫格兰特赞赏的笑容说。车子驶离牧师会馆之后，格兰特拿出手铐。

　　“很抱歉，”他直说，“等我们到了车站，就可以解开。”拉蒙的嘴里只喃喃重复着那句“倒霉!”仿佛在玩味这两个字的发音。他们和一名便衣在火车站会合，因弗内斯车站留了一节专用车厢给他们。那晚吃完晚餐后，当最后的一线光隐没在山丘后，满脸病容面色苍白的拉蒙，再度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一切。

　　“我所知有限，”他说，“但是我会一字不漏地告诉你。”

　　“你要知道，你现在不论说什么都会对你造成不利。”

　　格兰特说，“你的律师会建议你现在应该保持沉默，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的权益。”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着：我为什么要拘泥于行事程序?还好心告诉他不论他说什么，都会对他造成不利。拉蒙还是想一吐为快，巡警便拿出他的记事本。

　　“我该从哪里开始呢?”拉蒙问，“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你从索瑞尔被杀的那天早晨你的行程开始说——上个星期二——13号。”

　　“那早上我们在打包——亚伯特当晚要前往美国——我收拾自己的东西搬到布莱辛顿的新家，他带着他的东西到滑铁卢。”

　　听到此处，探长的心跳停了一拍。笨蛋!他竟然忘了去搜索这个人的行李。对洛克莱夫妇产生的错觉让他白忙了一阵子，接着追踪拉蒙让他无暇去盯紧鼻子底下嗅到的线索。现在.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我们一直忙到午餐时间，就一起到科芬翠街的里昂餐馆用餐——”

　　“在餐馆的哪里用餐?”

　　“一楼角落的桌子。”

　　“好，继续。”

　　“整个用餐过程中，我们都在为我要不要去送行而争执。我想跟他一起南下南安普敦，亲眼看着他上船，但就算滑铁卢有与船联运的列车，他也不让我送他。他说再也没有比离别更令他心烦的事了，尤其是他这一去遥遥无期。我还记得他说，‘如果你的朋友不是远行，就无须为他送行：但他若要到世界的另一端去，送行仍是多此一举。多一分钟少一分钟又有什么差别呢?’当天下午，我们才一起去沃芬顿看《你难道不知道?》的演出。”

　　“什么!”格兰特说，“你是那天下午到沃芬顿去看戏?”

　　“是的，我们在很久以前就约好要一起去看这出戏，亚伯特早就订了位子。最前排的特别席，当作是最后的——留念。午餐吃到一半，他告诉我说，如果赶得及的话，他还要到售票处排队买今晚的票——他深为《你难道不知道?》着迷。听起来好像有点疯狂，但事实上，我们两个都是这出戏的戏迷——然后他说我们就在此处分手吧。就这样和好朋友道别对我而言实在很草率，你也知道我认识亚伯特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他总是有点不可理喻，但是，如果他坚持不让我去送行，我不会强行跟着他。所以，我们在沃芬顿剧院前说再见，我回布莱辛顿整理我的东西。我受够了，亚伯特和我情同手足，我没有其他更值得一提的朋友，搬出伊芙雷太太的住处后，就得独自一个人生活。”

　　“你难道没有想要跟索瑞尔一起走?”

　　“我想过，但我没有钱。我希望他能借点钱给我，他应该相信我很快就会还他这笔钱。但他没有，让我觉得很难过。我怎么做都觉得不对，亚伯特自己对这件事也无法释怀。我们道别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然后交给我一个小纸包，要我答应过两天后才能打开——这是他启程的前一天。我猜里面是他临别的赠礼，就没再多想。纸包是用一般首饰店的包装纸扎成的白纸袋，当时我猜可能是一只表。我的表总是走走停停，他常说，‘乔，你要是不换只新表，恐怕会来不及上天堂。”’拉蒙突然哽咽，停了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擦拭了一会儿窗户上的雾气，才再度开口。

　　“然后，当我正在整理我搬到布莱辛顿的东西时，发现我的左轮不见了。我还没用过那把枪，那是二次大战时留下的手枪。我曾经服过役，虽然你也许不以为然。但我老实告诉你，我十万个愿意冲到火线上剪一千次铁丝，或做些诸如此类的事，也不愿在伦敦市里被警察追着跑。我在野外的表现还算不赖吧。换个角度来说，那倒像是场野外竞技。但若是在伦敦市里，就只是一个圈套。你不觉得在乡间追逐的感觉比较没那么糟吗?”

　　“是，”探长表示赞同，“我当时是这么想，可是没想到你也是这么认为。我还以为你在都市里才会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天哪!”拉蒙说，他沉默了半晌，显然这段回忆在脑中历历在目。

　　“你说，”探长及时提示，“你遗失了那把枪。”

　　“是的，我的枪弄丢了。我不曾使用过那把枪——它通常被锁在伊芙雷太太的抽屉里——我很清楚我打包的时候把它放在哪里。我是说，我把它塞在大行李箱的某处。

　　那是我在当天早上惟一装箱的东西，我是在把所有的东西照整理时放进去的顺序倒序拿出来时，发现枪真的不见了。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我没办法告诉你是为什么。我开始回想到亚伯特最近突然变得很沉默。他一向话不多，最近他的话却更少了。于是我觉得可能是他偷拿我的枪，要带到外国去。我觉得他是在自找麻烦，不管怎样，我非常害怕，但我还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就直接冲回排队的队伍里找他。他的位置很好，排在队伍的第三个，我猜他是之前找了个小鬼帮他占位子。他必须在最后这一晚做完所有对他有意义的事。亚伯特是个情感十分纤细的人。

　　我问他有没有拿走我的左轮，他承认是他拿的。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被他的话吓了一跳。现在想想，你的好友偷拿了你的左轮似乎没什么好怕的。但我当时的确如此，我失去理智的说，‘我要你现在还给我。’他说，‘你实在很烦，乔，在我环游半个世界，你还窝在狭小安全却破旧的伦敦时，跟你借点什么东西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忍气吞声地想要回我的枪，然后他又说，“要不然，你去取出我的行李，我把我的钥匙和寄物票根统统给你。‘我接下他的钥匙当作是他拿下左轮枪的补偿。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低贱，简直是被自己愚弄。我做事总是一时冲动，事后才会反省：而亚伯特想一件事会想很久，如果他要做的话就确实做到。我们的作风迥然不同。我叫他自己留着票根和左轮，然后就离开了。”

　　但是索瑞尔的遗物中并没有衣物间的票根。

　　“你见过那张票根?”

　　“没有，他只是随口说说要给我。”

　　“第二天早上我很晚才起床，因为我还不习惯一个人住。我得自己做早餐，收拾房间。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根本就不用急。我想等平地赛开始的时候再找个书记员的工作。我差不多十二点左右出门，满脑子想的都是亚伯特的事。我早就厌倦了我们老是形影不离的生活方式，于是又做了一件蠢事，我到邮局去拍了一封电报到‘阿拉伯皇后号’给他，内容写着，‘很遗憾——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