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养的!”

　　那是一辆伊兰特，没上警漆，典型的盯梢用车。它越过警车大巴，在行车道跟在我侧翼，随时并进来。我不能把车身暴露给它，警车不敢太张扬，但这种车会开枪。我向右急转上行车道。这样我们中间隔了辆轻卡。我知道他一会儿就会追上来，算上紧急停车道，我有三条车道跟他绕，我在揣摩他开枪的底线。

　　表针指在一百八和一百九之间，我本可以再快点儿，可是前窗是空的，太他妈冷了!这么一会儿我们起码逃了三十公里。大牌子写着前方一百二十公里处有收费站，要在那之前解决问题，谁知道又会有几辆车在途中入口冲进来。

　　“前面修路呢，”陈洁说，“怎么办?要并道了。”

　　时速急减到九十公里，临时路牌标注限速六十公里每小时，车都挤进左侧超车道，慢下来，根本开不动。另两排道被封住，写着“前方施工”。我闪过从这里冲出去的念头，不能这样，路面崎岖不平也还好，万一是个断桥呢?掉到江里保证可以在淹死前冻硬。

　　伊兰特这时候打起了警笛，我后面五辆车给他让出半条车道。他三十秒可以超过一辆车，我却被顶在水泥车后举步不前，还有两分半，我就能举起双手求大爷饶命了。

　　还剩两辆车的距离，所有车并到马路另一侧。往哈尔滨方向的高速路从中间劈成两半，每隔五米就有一个红白塑料筒划成了隔离带。我们依然跟着水泥车行驶在逆行高速的右侧走蜗牛步。伊兰特继续努力，超出一辆后，已经和我后面的面包平行前进。我示意陈洁系上安全带。她明白了，也害怕了。伊兰特就快到我们身后，这里只有一条车道，我们无路可退。就像任宰的羔羊，他会猛踩油门过来，撞我们的卡迪屁股。到时候我和陈洁都会飞到前车去拌水泥。

　　伊兰特的扬声器在身后警告，说给我们三秒的时间停下来。实际上，与此同时他正在加速往我们靠近。

　　我掰过后视镜，长吸口气，问：“回哈尔滨怎么样?”

　　“啥?”

　　我向左摆一大圈，冲过红白隔离带，进入逆行车道，脚不松油门，右手马上挂倒挡倒车。对面的卡车来不及刹车，热烈地朝我们迎过来。卡迪的四个轮子飞速倒转，两秒后我们终于停止往前移动，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定在公路上，与那辆卡车脸贴着脸，全凭死神判决。

　　定了半秒钟，也许更短，零点几秒，但这样的恐怖似乎让我们死后都忘不了。终于，我们能后退了。开始缓慢，后来越来越快，我们在高速路上逆行倒车，跟着后面正常行驶的广本一个速度。伊兰特眼巴巴和卡迪贴着擦肩而过，估计他得等下个出口才能掉头过来了。

　　陈洁又放轻松了，转过身跪在座位上看后窗。“靠，原来车还可以这么开!”

　　“帮我看着，”我把后视镜正回来，“你这倒车的速度最大多少?”

　　“我怎么知道?”

　　“说明书上都有。”

　　“说明书一大本，比我大学教材还厚，谁能读得完?”

　　“我能。”

　　面前的卡车司机按两下短笛，赣B牌照，江西车。这不是催促，公路语言这代表欣赏、谢谢和佩服吧。他对我笑着。我冲他点点头，双手离舵合十做回礼。这是他漫长运输中的难忘插曲。也许以后到他老了开不动的那一天，都会成为他跑车生涯的奇事之一，讲给午睡过后的儿孙听。

　　伊兰特早已不见踪影，我找个车少的空隙，穿回隔离带，正常行驶向前两公里后，从下一个出口出去了。路牌上写着“松原北—吉林界”。黑龙江的通缉对我不再奏效，从现在开始，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掺杂着自由的香甜。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涌出了眼泪，我对着省界牌失声喊了出来：“滚犊子吧，哈尔滨!你真的彻底把我毁了，你对不起我，你把我所有有过的幸福和希望全都偷走了!”我喊了一会儿，腾出左手擦着止不住的眼泪，回头望一眼养了我二十多年的地方，我想再告一次别，可是嗓子哑了，喊不出来了。我听见自己声音发颤地对哈尔滨说：“逼养的，你永远别指望我再回来了!”

　　**4

　　陈洁说的，这件事欧阳桐跟她讲过，我猜他应该也告诉过丹丹。欧阳桐不是个爱显摆的人，如果我干过这种牛逼事，早就小喇叭广播站开始广播，说给全世界听了。何况，作为他亲弟弟，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

　　这故事可以先从一通电话讲起。我喜欢这么表达，就一组对话，我能了解欧阳桐和他爸的关系如何，我能了解这故事是怎么开始的，甚至我还能知道，欧阳桐是怎么被他爸养活大的。当然，难以逃避，这也是我爸爸。

　　这电话是2001年五一长假时打到欧阳桐宿舍的，那年他上大二，学校放假哪儿也没去，留校的人不多。铃声响起的时候可能他刚打完篮球气喘吁吁的，可能是他从自习室回来眉头紧锁，但我猜他最有可能在用同学的电脑辛苦地下载武藤兰。我估计他能好这个，至少我十八岁时就喜欢下这种片子。他是我双胞胎哥哥，按陈洁的“对位”，他是另一个我。

　　管他呢，反正电话响一下他就接了。那边问欧阳桐在宿舍吗。东北口音，不用想就是他爸。他们通话不多，半年也聊不上一回，他也不想和他爸通话。欧阳桐很礼貌地说，欧阳桐不在，您是哪位，回来让他打给您。然后也没等对方自报家门，就挂掉电话，继续他的武藤兰。

　　他不需要和他父亲联系，正如他也不需要对方的帮助。其实他父亲也帮不了他什么，甚至学费生活费都是欧阳桐自己做家教赚来的。他高中就做家教，他一个人住昆明，他爸不知道混哪儿去了，经常一年半载见不着人。他把做家教的小广告贴到每个中学。每次有活儿他都先坐公交车到云南大学，然后要求学生家长来这边接他。辅导这些学生绰绰有余，家教按小时收费。他编了好多大学的“生活”来消磨时间，家长喜欢他跟孩子聊这个，他们觉得这会刺激孩子努力用功的决心。欧阳桐也愿意这么讲，编故事比讲解sin和cos容易多了。他越编越多彩，后来他自己都有点儿急不可待了，读完高二就参加了高考。

　　大学也没意思，除了头半年有点儿新鲜感，但那新鲜感也不是大学给他的，可能是上海，中国最潮的城市。每次出门他都会碰见一些没见过的小玩意儿，见多了就更没劲了。可能生活就这样了，高中的时候想上大学，上了大学盼毕业，毕业要有份工作，工作了呢?等死吧。

　　他爸爸打电话来也是这意思。他第二次接电话，他爸知道是他，就没再问找欧阳桐那些废话。他爸长叹一口气—这有点儿做作的痕迹—说：“我要死了，我怕挺不到你回来了。”

　　他不惊讶，嗑药的人都这么唠嗑儿，自爱自怜地博人同情，比酒醉还可笑。他打算陪他聊聊，毕竟这是自己亲爹。他让他等一下，关掉呻吟的电脑，拿起话筒：“你一直说要死，不也活到现在吗?”

　　“但活不到以后了，我知道我已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