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后来就完全遵照律师所说的去做了。在漫长的审判期里，我一刻不停地努力工作、挣钱养家，同时还要忍受周遭异样的目光。法庭传唤我出庭作证时，我照律师之前告诉我的，在法庭上说我丈夫以前就有些神经过敏，精神状态不大稳定。但我也说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工作拼命认真。

　　“每次审讯我都会抱着年幼的儿子到场旁听，一次不落。律师提到的那位在大学里搞精神鉴定的老师也曾出庭，对我丈夫的精神状态发表了看法。但从他的发言来看，意思似乎是说我丈夫的精神状态正常。

　　“受害者的家人和木材厂的工作人员也都出了庭，说曾多次在伐木场里看到我丈夫的身影。死者是当地的名人，镇上的人大多都认识他。他之前到我们店里来过几次，我丈夫也曾到他的木材场去筹措过资金。

　　“之前时常到我们店里的几位客人也出了庭，说我丈夫经常撒谎，还曾经骗过他们的钱。这么说的人不在少数，这一点令我感觉很纳闷。我们倒是遇到过不付钱就走的客人，而从客人口袋里骗钱这种事我丈夫他绝对做不出来。这实在太奇怪了。但我丈夫听到别人的指控，就在法庭上拼命道歉，那样子完全就像个在反省自己罪行的罪犯。整个审讯过程我丈夫都没有一个开口替自己辩护的机会。我坐在旁听席上听到最终判决是死刑时，不禁睁大双眼，只觉得头晕目眩。

　　“之后律师一脸无奈地走到我身旁，说他完全没料到居然会来那么多店里的客人，而且还做出如此不利于我丈夫的证言。说是他失算了，追问我之前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他。随后又说会马上准备上诉，叫我不必担心。等到了上一级的法院，所有的错误就都会得到纠正。

　　“虽然他说得很明白，我却依旧搞不清状况。我丈夫不是个会撒谎的人。以前我一直以为店里的客人都很喜欢我丈夫这个人，甚至觉得如果有客人愿意出面，应该会替他说些好话。

　　“我很伤心，明明按律师嘱咐的做了，为什么结果竟是这样？我丈夫明明没有杀人，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这一切不幸都是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我其实是被那个律师骗了。

　　“我本以为，过不了多久二审就会开庭，没想到却等了足足三年。一审用了将近九年，庭审又耗掉四个月，所以二审开庭时，已经距离案发过去十三年了。我丈夫生于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被捕时三十三岁；我生于昭和五年（一九三○年），当时二十八岁。好不容易等到二审开庭，我丈夫已经四十六岁，而我也四十一了。二审耗费了六年。这毕竟是一场涉及三条人命的大案，审查格外慎重也可以理解。

　　“令我吃惊的是，二审时居然有人出庭作证，说案发当天曾在杀人现场的姬安山里看到过我丈夫。作证的人在伐木场附近开了家小旅馆。但他根本就是撒谎，是受到了警方的威胁才那样说的。如果事情当真如他所说，为什么不在一审的时候站出来？

　　“二审开庭时，当年在山脚下发现尸体的孩子已全部长大成人，并都出了庭。那些孩子也说案发时曾在雪中看到过我丈夫的身影。可他们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事情发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他们还都只是孩子！他们全都被警方威胁了，随意捏造事实，在法庭上作伪证。

　　“二审结束时我丈夫已经五十二岁了，而我也已经四十七岁，我们两口子都已步人人生的晚年。尽管如此，如果最后能获判无期徒刑或二十年有期徒刑的话，刑期早已服完，我丈夫就能立刻获释了。因此，我们都对审判结果极为期待。然而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下达的二审判决却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只觉得全身上下的力气全都消失了。

　　“对我丈夫的死刑判决没有任何变化，直到这时，我才开始对那名律师心存怀疑。他干了件蠢到家的事，我丈夫明明没有杀人，他却偏偏让我们钻精神鉴定的空子，结果闹到被判死刑的结果。这全都是因为他不相信我们所致。如果现在再去更改证词，我和我丈夫

　　就会被判伪证罪。到底怎么办？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么完蛋了啊。一场审判就消耗了我们的大半生，要是结果不错，倒还说得过去。然而到头来却仍是死刑，这种种损失，谁能给我们补偿？

　　“律师辩解说，当时他也是没有办法。说他看到一审二审时竟有那么多人出来拆台，就知道彻底没辙了。他还说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法庭审判。就算当时一口咬定我丈夫是无辜的，遇上后面那些证人，也没那么容易就能说得过去。况且，如果我们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死刑的判决就会完全没有回旋余地，要想稍稍减轻一点儿刑罚，就只能靠这种办法。

　　“不管这个理由多么合理，判决都依旧是死刑。早知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呢！可律师说我这是‘唯以成败论英雄’，还说现在案子尚无定论，只有老天爷知道最终结果怎样。之前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替我丈夫辩护，他保证今后还会继续辩护下去。但我马上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可以说我对他恨之入骨，就是因为他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还有动辄便厉声呵斥的坏脾气，才最后搞得我丈夫被判死刑。我对他的怨恨，丝毫不亚于对那些警察的恨意。我拒绝了他，转而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去请了一位新律师。

　　“接到二审的死刑判决之后，我丈夫就不能离开监狱半步了。行刑之前他也不必服刑役，只用待在监狱里乖乖等死就行。我马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期间又花费了六年时间。案发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此时已年逾半百。昭和三十二生下的儿子如今也都长大成人。

　　“我不知给最高法院写过多少封上诉信。每一次都把真实情况全部写进信里。我丈夫根本没有精神错乱，他不仅精神方面正常，案发当天还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我通过律师多次恳请法庭公开出示所有现场物证。就算法庭判我犯了伪证罪，让我入狱也无所谓，我只想让他们对这件案子重新展开审查。

　　“我知道光是这样，案子还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因此，我直接跑去拜访那个说曾在案发当天在伐木场看到过我丈夫的人，想请他把实情说出来。但虽然见了他几面，却总被巧妙地敷衍。他嚷着他说的是实话，之后便逃之夭夭。每次的结果都一样，他就是不愿说真话。

　　“我也曾经找到警方，央求他们别再隐藏指纹这类证据，让他们把所有证据都上交法院。然而这一切全都是白费心机。警方的人告诉我根本就没在现场发现那种东西，就算有，也早就被销毁掉了。最后，最高法庭在昭和五十八年（一九八三年）进行了最终判决。”

　　说到这里，女人低下了头。最高法庭的判决究竟如何？吉敷的兴趣被勾了起来，静静地等待女人继续往下说。

　　“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我丈夫的死刑依旧未能得到改判。”

　　吉敷默默地点了点头。

　　“尽管如此，我却还是不死心、不想放弃。我决定去央求律师，让他以审判有误为由请求法庭重审。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重审的大门绝非轻易就能敲开。从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起，我不断地通过律师提出重审。这一次，法院让我拿出能够证明之前审判有误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