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心存怨恨的人不计其数，便山却有一番自己的道理和正义准则。只不过退出警界的他过得凄凉无比。

　　“如果峰胁愿意出庭，在庭上说明昭和三十三年逮捕我丈夫时的情况，我想，重审的大门便会敞开。”

　　或许她说得没错，但这件事就算说破天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峰胁精神失常了，不然休想让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当年的恶行。

　　“能有劳刑警先生你想想办法，说服他吗？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我这辈子都将感激不尽。如今我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估计也没多少时日可活了。”

　　“姬安岳那边的警署不是曾因此案表彰过主任吗？如此一来，这件事可就是关系到整个警署面子的大事了。何况后来主任还出人头地了。而且，他在负责处理暴力团伙案件的时候，确实做出过不少实绩。他那样的人，有时会因为对象不同而变成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吉敷感叹道。

　　“这么说，我们不就走投无路、只剩绝望了吗？难道我们只能抱头痛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耗尽吗？”

　　“其他人姑且不论，主任这条线肯定行不通，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就算你把他杀了，他也不会答应你的，你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别的办法？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吉敷陷入了沉默。办法不但有，还不止一种。如果对方开口询问，吉敷就会告诉她。不过这么做是否合适？在此之前，吉敷想先弄清恩田是否真的受了不白之冤。要是恩田确是真凶，自己帮助他的妻子，就等于是在帮罪犯逃脱惩罚。

　　“你丈夫现在在哪所监狱？”

　　“小菅。”

　　“什么？他在东京？”

　　吉敷大吃一惊。

　　“是的。”

　　吉敷心想这下可麻烦了，这样一来，只要自己有想帮忙的想法，不就随时都能去见恩田了吗？一旦对案件有了兴趣，就会忍不住跑去见恩田，吉敷很清楚自己的脾气。

　　这是件极为危险的事。如果去见恩田的事传到了主任的耳朵里，自己和主任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甚至有可能发展到递交辞呈的地步。其实这些都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是自己也开始认为恩田是被冤枉的，情况会如何呢？应该会协助他们营救恩田。如此一来，递交辞呈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想必在谁看来都是这样吧？如今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贯彻“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宗旨，才是上上之策。

　　8

　　“你还有个儿子，是吧？”带着几分挑衅意味，吉敷问道。

　　“嗯。”恩田之妻用阴暗低沉的声音应道。

　　“你儿子现在情况如何？”

　　“他把我们之前在盛冈开的那家烤肉串店改造成了一家卡拉OK店，如今和媳妇一起经营着。”

　　“还顺利吗？”

　　“你是说店里的经营状况吗？”

　　“嗯。”

　　“还算不错吧。”

　　“那么，你儿子理解你的这种行为吗？”

　　“他根本无法理解。他把我当疯子，连店门都不让我进。”

　　“哦？你该不会跑到儿子的店里去演说、征集签名了吧？”

　　吉敷这句话听起来极为讽刺，恩田之妻一言不发，从她的这副样子来看，估计恰巧被自己说中了。

　　“你这么做是为了救出他父亲，连他都不能理解你的话，也太令人伤心了。”吉敷安慰道。

　　“其实他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他怕老婆跑回娘家去，才这么小心翼翼的。”

　　“哦，原来反对你这么做的人是你的儿媳啊？”

　　“是儿媳的父母反对。”

　　“哦，原来如此。”

　　说完，吉敷点了点头。

　　“当年结婚时，女方家长就极力反对，是我儿子死皮赖脸把儿媳娶进门来的。”

　　没想到杀人犯一家，连儿子结婚都有这么多麻烦。看来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面子问题。吉敷再次苦笑，想必女人心里也很明白。既然如此，为了自己的儿子，她就不能稍微收敛一些吗？

　　“可是亲家说的话明明就前后矛盾。不就是因为他们说不想让女儿嫁给杀人犯的儿子，我才想尽办法、要在法庭上证明我丈夫的清白吗？结果现在又逼我停止这种活动，否则就要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家去。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很明显，她的亲家并不关心事实究竟如何，他们担心的只是颜面问题。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是在一审的时候吗？”

　　“不不，在那很久以后了。当时法庭已经判决，我正在筹备二审的事。结婚那年我儿子二十八岁，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

　　昭和六十年。吉敷的心微微震撼了一下。

　　“二十八岁也正好是丈夫被捕时我的年龄。冥冥中自有天意啊。”

　　恩田的妻子怯生生地感叹道。然而吉敷心里却有另一番感触。

　　昭和六十年恰好是“夕鹤九号事件”发生的那一年，那件事吉敷至今难以忘怀。五十九年（一九八四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已和吉敷离婚五年的通子突然打来电话，紧接着又出现了相貌与通子酷似的尸体。吉敷不得不在大年夜，匆忙跳上夜行列车。之后，便发生了那件惨案。[详情参见岛田庄司另一部作品《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新星出版社，2009）。]

　　虽然那件案子让吉敷和通子在分别六年之后再次重逢，但也留下了一段苦痛的记忆。那段记忆是如此心酸，以至于对吉敷而言，昭和六十年就像一个伤口，残留在他的脑海里。

　　心里这么想着，吉敷突然对眼前这位老妇人痛苦的半生产生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这令他感到困惑不已。吉敷完全理解她那不为人知、无处诉说的痛苦，以及心中那无处宣泄的愤怒。虽然吉敷并不期望能理解她，但在聆听对方讲述时，心中难免生出一种宛如刀绞般的共鸣。吉敷知道，这正是自己性格的弱点。

　　聊着聊着，不觉已日头西沉，周围随之逐渐变暗，恩田妻子的脸也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冷风骤起，吉敷和恩田的妻子沉默了一阵，接着她把签名用的纸板塞回包里，看样子准备回家了。吉敷则一直默默地看着她。

　　这时，她把一张纸递给吉敷。吉敷接过来一看，只见纸的上方用大字写着“恩田幸吉无罪”的字样，字下边有张恩田年轻时的照片。剩下部分密密麻麻地排满了较小的铅字，似乎是案情概要和说明此案确有冤情的理由。吉敷大致看了一遍，内容与刚才听到的大体相同。

　　恩田的妻子没再多说什么，她已经知道吉敷是名刑警，明白不管说什么都是白搭。她沉默不语的样子，无声地倾诉着这四十年来所经历的人世沧桑。又是一天的努力，却只找到了一名听众，不巧的是，这名听众还是个刑警。在这四十年的争斗里，她从未得到过刑警的帮助，对她而言，刑警和检察官就相当于她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