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股票热一天比一天高涨，大家早上打招呼的话题总是围绕着股票转。而热中股票的人，很多都是股票的外行人。但是事实上，从一九一〇年起到一九二〇年代的纽约股市，不管对谁，都是不容易上手的。尽管股价经常上上下下，但最后的结果都是往上涨的，所以只要买就有赚，买愈多就赚愈多。那个时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就像曼哈顿地区竞高的摩天楼群，不断地往上升一样。那时没有买股票、只知道拿薪水过日子，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五点的人，会被嘲笑是傻瓜。

　　马路上到处是游民，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坐在先锋广场的咖啡座点咖啡时，来为我服务的侍者比我有钱得多。他在股市赚了很多钱，当侍者只是为了认识可以让他开心花钱的女性，侍者这个职业只是一份临时工作。

　　纽约客变成世界之王，他瞧不起农村的贫困，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房子、汽车、如同贵族般的奢华生活，不管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手，世界上没有得不到的东西。生活在物质顶点上的他们，过着比自己的父母亲辈、祖父母辈更丰富的生活，而自己下一代的子女辈、下下一代的孙子辈，大概也无法拥有现在这么富足的生活。

　　可是，这个时代对帮派份子而言，也是史上最好的春天。一九一四年，塞拉耶弗的一声枪响，开启了欧洲世界前所未有的大战争。富足的美国也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对德国宣战，加入欧洲大战。于是一时之间，国内的男性人口减少了，曼哈顿岛更显劳力不足，州政府便计划在中央公园北边兴建广大的住宅社区，以此吸引来自南部的大量黑人劳动人口。

　　之前就已经在不少州内酝酿发布的禁酒令，在男人们上战场不在国内的期间，由高举道德标准的清教徒女士们主导，美国国会于一九一九年通过了禁酒令。嗅觉敏锐的帮派组织，早就在各地成立了地下酒庄，酿造私酒，等待这个世纪道德法的通过。果然，这条法律一通过，帮派老大们纷纷成为亿万富豪。他们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力，到非法的酒厂工作，让他们成为准犯罪者。当他们因为酿造私酒的行为入罪后，经过短暂的牢狱生活，这些人就全部成为帮派组织的一员，帮派也迅速地膨胀、茁壮起来。另一方面，由于喝了大量粗糙的私酒，有些人的身体变坏了，甚至成为废人，这让美国社会生病，陷入存亡的危机之中。

　　帮派组织利用私酒赚取到的不义之财，任意购买最新的枪弹、武器和汽车。他们喝着谨慎酿造的上等酒，拥有可以比拟国家军队的武器与火力，让很多警察死于非命，警察们连一杯啤酒都无法享受到，也只拥有最基本的武器配备，当然对抗不了拥有最新锐机关枪的帮派。

　　给予几乎陷于绝望中的美国最后一刀的，是一九二九年秋天的金融大恐慌。一直无限上涨的股价，终于像玩俄罗斯轮盘游戏般，陷入可怕的境地。可是，知道应该要放手的投资家寥寥可数。当幻想中的价格突然下挫，可怕的地狱之火从曼哈顿南边的华尔街燃烧，很快就延烧到整个世界。

　　很多自认为世界之王的纽约客，在一夕之间变成一无所有，失去了财产，也没有了房子，只能流落街头。曼哈顿岛的马路上，聚集了许多流浪汉，有些人在中央公园里搭起小屋苟活。可是失意再加上酗酒，不少人因此冻死在因为摩天楼林立而阳光照射不到的寒冷马路上。公园内搭建起来的小屋愈来愈多了，曾经以繁华自夸的曼哈顿岛，竟然转眼变成贫民们的墓园。

　　而在劳工短缺时从南部上来的黑人们，因为不景气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机会也消失了。哈林区的治安一下子失控，一部分的黑人与帮派结合，一部分的黑人为了生活而被私酿集团吸收。可是，纽约市警察局已经没有能力迅速导正这种情形了。

　　再说一九一六年的事，乔蒂·沙利纳斯代替伊玛·布隆戴尔，成为美琪戏院推出的“威尼斯战役”一剧的主角。她的演出相当顺利，报纸的演艺版虽然没有做特别的报导，但是新任女主角的表现却获得了相当好的评价。

　　乔蒂逐渐站稳明星的地位。当乔蒂的名声愈来愈大，伊玛·布隆戴尔的名字便逐渐消失了。这是演艺界习以为常的事吧！

　　伊玛死后五年，时间进入一九二一年，很多士兵从欧洲战场回到曼哈顿。因为在世界大战当中得到了以前从未拥有过的胜利，美国人因此稍微得到一点振奋。为了庆祝胜利，第五街学习巴黎，搭起了凯旋门，欢迎战士归来。

　　所以，每当载着从欧洲归来的战士的船只到达后，士兵们就列队游行，穿过临时搭起来的凯旋门，两旁的高楼也会撒下漫天飞舞的纸片。每每创下纪录的纸片量，像季节错乱的雪花一样，积满了摩天楼间的道路。摩天楼的无数窗户，就是世界上最适合撒纸片的地方，也好像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黑人在美国真正能够得到公民权，就是从获得这次欧洲战场的胜利开始的吧！凯旋归来的士兵当中，有被称为“地狱连队”的黑人部队，他们在艰苦的壕沟战中，建立了大战功，可是他们最值得喝采的，是他们的演奏技巧。他们是第一个以音乐占领巴黎一整个晚上的军队。

　　他们一边演奏爵士乐，一边前进到第五街，在大量的纸片中游行，增加了同是黑人同胞的道路清洁的工作量。气焰高张的帮派们，在纽约市区内横行，没有人胆敢对他们呛声，当时能和在曼哈顿此起彼落的枪声匹敌的，就是爵士乐的乐声。白人之中也出现了盖希文这种爵士乐的崇拜者，他还把黑人音乐中的旋律谱进交响曲中。百老汇也渐渐爱上爵士乐，那时已经成为红星的乔蒂·沙利纳斯在美琪戏院演唱爵士乐风的歌曲时，更获得了众人的喝采。

　　悲惨的大战虽然过去了，但美国却生病了，纽约的病态尤其严重，渐渐露出疯狂之都的一面。它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偶尔会做出不可思议的行为。有人穿着降落伞，从第五街的摩天楼往下跳；有人在两座摩天楼之间，进行走钢索的卖命表演；有人把摩天楼的顶楼平台当成马戏团的舞台，表演各种杂耍；也有人驾着双翼机，在百老汇的上空，表演飞行杂技。尽管这些人当中，有些人表演失败，因此丢掉性命了，纽约仍然不以为意，就像不知人间疾苦似的，只知道鼓掌叫好。

　　中央公园高塔事件的第二幕，在破坏与希望交杂，绝望与得意难以划分的错乱中展开了。发生在这栋混合了埃及式与希腊式建筑的摩天楼的事件，虽然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奇怪情况，但我并不认为无法破案。可是，随着事件全貌逐一出现，任何人都会对事件的奇怪程度感到不可思议，想不通理由。事后回想起来，梅莉莎·贝卡与伊玛·布隆戴尔的自杀，就像开幕前的铃声，虽然也让我感到某些烦恼与不安，却没有让我感到害怕。让我感到害怕的事情，是后来才发生的。

　　就像要告别夏天一样，那天晚上纽约又下着冷冷的雨。那天是九月五日。我应同事的要求，和约翰·李韦恩坐着一辆还算新的葬礼马车，前往那个可怕的现场。转开收音机的开关，马勒的交响曲<巨人>从收音机里播放出来。我一边似听非听地听着，一边眺望矗立在曼哈顿，宛如巨人群般的摩天楼。已经有很多灯光从摩天楼上的窗户泄溢而出。我坐在车子里，像军队一样慢慢前进。那个晚上只有冷冷的雨，没有雾。最后，我们来到中央公园高塔前，大时钟的钟面灯光射进了天空里，高塔像马勒旋律里高大的单眼巨人，胁迫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