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津崎校长没有说出这个想法。在一板一眼的藤野刚警官面前，身为书法爱好者的自己大谈“字能反映人的心态”这样的理论，他认为并不合适。

　　佐佐木礼子断定举报人就是三宅树理，还说参与调查的三人意见一致。

　　津崎校长没法记住城东三中所有学生的相貌、名字和个性。因为大多数学生并不起眼，也不会闹出乱子。

　　校长统领着教师，也是名副其实的学校之长，却无法左右本地的教育界。毕竟上头有教育委员会的重压，从他们的角度俯瞰，校长不过是个夹在教育委员会和学校之间的中层管理人员。

　　因此非常遗憾，校长必须把大半的心思花在应对上级部门的指导和压力上，用于学生的精力自然受到了限制。所以，好坏两方面都不突出的学生，是很难在津崎校长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

　　三宅树理也是不引人瞩目的大部分学生中的一个。即使她不喜欢集体活动，缺乏协调性，也绝不是问题学生。因此，当津崎校长听说三宅树理因脸上的粉刺受到男生的嘲弄后，也只是对她稍加关注，并没有很上心。

　　如今他知晓了一个事实：写举报信的就是三宅树理。

　　“森内惠美子亲启”，这些如同用尖钉刻画而出的文字，每一个都仿佛三宅树理内心的伤痕。

　　为了将大出俊次的三人帮赶出城东三中，她甚至不惜撰写虚假举报信。可见她内心的痛苦已经不堪忍受。

　　这一声心灵的呼唤，却被人生生撕成两半。

　　而且是寄给班主任的那一封。

　　“您读一下附在里面的信件，就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面对津崎校长的震惊和困惑，茂木记者十分冷静。

　　牛皮纸信封中，还放着一张对折的B5复印纸。津崎校长将其取出，展开在眼前。

　　上面是用文字处理机打出来的横排文字，密密麻麻的。津崎校长读了起来。

　　“敬启：

　　我经常收看贵节目组制作的节目，并为报道的真挚态度所折服。

　　我是一名住在东京都内的教育工作者。前些日子，我在自家居所附近散步肘，看到有一封信落在垃圾堆放处旁。

　　我平时很少注意落在路旁的东西。特意捡起这封信，本是为了将它放回垃圾堆放处。

　　可当我捡起时，信笺从撕成两半的信封中掉了出来。于是我读了信笺上的内容。

　　我发现这是一封内容十分重大的信件。虽然寄信人不知是谁，但我怀疑，将这封信撕毁并丢弃的人是收信人森内惠美子。

　　我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能听之任之。

　　信中提到的“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一班的柏木卓也”，应该就是去年圣诞节从学校楼顶跳楼自杀的那个柏木卓也。可见信的内容并非无中生有，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件。

　　我很在意这封信的内容，就把它留在了身边，并打电话到城东第三中学，确认是否真的有森内惠美子这个人。

　　得到的答复是，森内惠美子是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

　　我越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觉得不能放手不管。

　　是森内老师将此信撕毁并扔掉的吗?还是校方要她这么做的呢?对于学生的死亡事件，城东第三中学是否有隐瞒事实的可能?

　　我将那封举报信一同附上，请贵节目组调查清楚。”

　　结尾处既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

　　看完信，津崎校长默不作声地抬起眼睛。茂木记者也默默地等待着他。

　　津崎校长摇了摇头，开口说：“这是不可能的。”

　　茂木记者的眼睛闪闪发亮：“什么不可能?”

　　“如果森内老师收到了这封举报信，是绝不会擅自撕毁并丢弃的。她肯定会向我或年级主任汇报，一同商量处置办法。这封举报信不是森内老师撕毁的。甚至可以断言，它根本没有送到森内老师手中。”津崎校长确信就是这样的。

　　“可这是一封快信。”

　　“即便如此，也可能发生投递差错。这并不是带有投递证明的信件。”

　　“调查一下就能弄清楚吧。”茂木记者马上抛开这个问题，继续问，“请恕我直言，森内是一位怎样的教师?经验丰富吗?”

　　“她是一位有着两年教龄的年轻教师。二年级一班是她作为班主任带的第一批学生。她工作认真负责，也很受学生们的喜爱。”为了避免过于急切造成强词夺理的印象，津崎校长字斟句酌地说，“她的经验毕竟有限，所以不会做出那样的事。如果森内老师拿到这封举报信，她会知道，这件事她一个人处理不了，一定会来跟我商量。”

　　“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是一个人处理不了的严重问题，还对她自己相当不利，所以才会把信件撕毁丢弃，以求消灭于无形。”茂木记者展开反击。他尽力保持着与津崎校长势均力敌的沉着。

　　“森内老师不是这样的教育工作者。”

　　茂木记者轻轻地眨了眨眼，避开了津崎校长的主张：“行啊。可是，校长先生，问题还不止于此。举报信的内容才是重点吧?”

　　津崎校长挺直腰背，轻轻拉了拉毛衣背心的边缘。

　　“关于柏木卓也的自杀，本校绝无隐瞒事实的必要。请容我作详细说明。”

　　接着，津崎校长条理清晰地说明了时间经过。只是，在讲到为了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建立今后的指导方针而开展询问调查时，有说到三宅树理，更未提及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已基本查明的事实。不仅没有必要，也是为了保护三宅树理。

　　“由于柏木卓也的遗体被发现时的状况比较特殊，城东警察署对此展开了严密的调查。事后，他们在报告中认定柏木是自杀的。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与身为教师的我们指导不力、监督不严密切相关，但绝非杀人事件。柏木当时一直拒绝来校，但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久，也并非受到欺凌所致。举报信中列出了三名学生的姓名，但他们与柏木的死毫无关系。举报信的内容毫无事实依据。对这一点，我认为城东警察署的调査报告，以及柏木家长的发言都可以作证。”

　　讲到这里，津崎校长后悔了。这不是等于在引导他去采访柏木夫妇吗?

　　他赶紧加了一句：“柏木夫妇心中的创伤尚未愈合，恳请您不要去釆访他们。”

　　茂木记者一边做笔记，一边头也不抬地问津崎校长：“这么说，举报信虽然有三封，却一封都没有寄给柏木夫妇?”

　　“没有。如果他们收到了，应该会联系我们。我们觉得事到如今没必要再去刺激他们了，就没有将举报信的事告知他们。”

　　“那么，举报信的知情人仅限校长先生和城东警察署的相关人员?”

　　“还有二年级的年级主任。”

　　“举报信也寄给了年级主任?”

　　“没有。”

　　“校长先生一封，森内老师一封，”茂木记者似乎在故意慢慢地数着，“还有一封是寄给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