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美国宪法，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

　　可是马特并不是敌人。他不是坏人，他是个好人，是一个体面的人，只是孩提时代被人胁迫，陷入自己难以掌控的境地。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任何危害。他不会的，我知道他不会的。

　　我把光标挪到文件夹上，右击鼠标，将箭头拖到删除命令。我在这里犹豫了一会儿，手有些颤抖。

　　时间，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我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理清一切，需要时间想出解决方案。一定有什么解决方法，走出这种困境的办法，有回到之前状态的方法。我闭上双眼，回到和马特在婚礼圣坛前的时刻，我们彼此凝望，说出誓言。

　　“……不论顺境逆境……”

　　我承诺要一生忠于他，这时我又听到他昨晚的声音，“我也一定不会说的，薇薇。我发誓，我永远不会这样对你。”他不会说的吧?而此时我却正要告发他。

　　孩子们的模样在我脑中闪过：他们的面庞，那么无辜，那么幸福。这样会毁掉他们的。

　　接着我又想起另一段关于婚礼的记忆：我们跳第一支舞的时候，马特在我耳边轻声说的那些话，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弄清含义，此时却突然明了起来。

　　我睁开眼，一下就看到了那个词——删除。光标还停在这里。更多的话浮现在我脑中，我甚至分不清是他说的还是我说的，也不知道这些话到底重不重要。我只希望这一切都未曾发生。

　　我希望能让一切消失。

　　然后，我点下了鼠标。

　　第6章

　　那个文件夹消失了。

　　我屏住呼吸，看着屏幕，等待着其他事情发生。但是并没有。文件夹就此消失了，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我又喘息起来，急速地呼吸着空气。我把光标拖动到屏幕右上角的按钮——被动模式上，点了下去，屏幕边框又变成了红色。

　　那个文件夹依然是消失的。

　　我继续盯着那个文件夹刚才所在的地方，同样的蓝色背景泡泡，只在最后一排少了一个图标。我听到几排工位之外的电话铃声，和周围敲击键盘的声音，以及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电视里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的主播声音。

　　天啊，我刚做了什么?我一阵惊慌失措——我删除了目标电脑上的文件，转入主动模式，介入了特工工作范围——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解雇我了。我当时在想些什么?

　　我的目光转移到左上方的一个角落，那是一个熟悉的图标，回收站的图标。那个文件夹在回收站里吧?我并没有删掉它，没有完全删除。我双击了那个图标，就在这里——朋友，那个文件夹。

　　我又看了看两个按钮，主动模式，被动模式。我可以恢复这个文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我可以把它完全删除，彻底完成开始的行动。不管哪一种选择，我都得做点儿什么，不能干坐在这里。

　　彻底删除，我想这么做，我需要这么做。我最开始这么做就是有原因的——保护马特，保护我的家庭。我瞥了一眼身后，没有人。然后我点击主动模式按钮，移动光标，点击删除，马上又调回被动模式。

　　文件消失了，我盯着空空如也的回收站，绞尽脑汁地回想自己对已删除文件所掌握的一切信息。文件夹还在那里，在某个地方，数据恢复软件可以取回。我需要某种东西覆盖它，比如——

　　“叮”一声，我的屏幕中央蹦出一个小小的白色对话框。这就是预示着我被逮到了。我完全被恐惧支配了。但是出现在对话框里的却是彼得的脸，上面有他敲的几个字：来我这儿。

　　我放松了下来，只不过是彼得，我都忘了之前要求和他单独聊聊。我关上对话框，锁上电脑，双手还在颤抖。然后走向他的办公室。

　　我要怎么说?我又在脑中回想了刚才的对话：我有些话要对你讲。私下里。噢，这可糟了，我到底该说什么呢?

　　他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小缝，我能看到他坐在电脑旁，背对着我。我轻快地敲了一下门，他转过椅子，面向我说：“进来。”

　　我推开门，他的办公室很小——所有的办公室都这样——只有和我一样的灰色办公桌和标准组件，还有一张小圆桌，上面堆满了成堆的文件。我坐到圆桌旁的一张椅子里。

　　他两腿交叉，越过眼镜的顶部打量着我，我知道他是在等我开口。我感觉口干舌燥，难道不应该在进来之前就想好说什么吗?我绞尽脑汁，人们和上司会在私下里说什么?

　　“出什么事了?”他终于开口问道。

　　我感觉到自己本应说的话就在嘴边，那句整个早上都在我脑中盘桓的话——“我发现了一张我丈夫的照片”——但是现在即使我能说出口，也已经太晚了。

　　我看着墙上的地图，几张俄罗斯的大地图：政治地图、公路地图、地形图。我的目光停留在最大的一张上面，国家的行政区划图。我的注意力落到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一小片土地上，伏尔加格勒。

　　“是我的家庭问题。”我说。我只能勉强看清地图上的字，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我根本没有计划。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噢，薇薇安，”他看向我的时候，满眼的关切和同情，“我理解。”

　　我一时间没有听明白他的话，等缓过神来，愧疚之情已席卷全身。我看着他身后那张办公桌上的相框，里面全都是同一个女人。一张泛黄的照片里她穿着白色的蕾丝裙子;一张偷拍，是她打开礼物时的照片，蓬松的羊毛衫、蓬松的头发，一脸的喜悦;一张是近段时间的照片，她和彼得在一起，身后是群山，两个人都很惬意、轻松、幸福。

　　我咽了一口口水，又看向彼得。“她怎么样了?凯瑟琳还好吗?”

　　他看向别处。凯瑟琳得了乳腺癌，第三阶段，去年确诊。我还记得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我们正在会议室开团队会，看着彼得，信仰禁欲主义的彼得因精神崩溃而无法自抑地哭泣，我们都不知所措地沉默了。

　　不久之后她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彼得一直没有多讲，但是看来她应该是在和病魔斗争。几周之前，他离开了几天——完全不像他——最后回来上班的时候整个人憔悴疲惫，他告诉我们凯瑟琳不再参与试验了。这一次没有泪水，但却是同样的沉默，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治疗没有起效，她的人生已走到尽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她是个斗士。”他应道，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们这场战斗她赢不了了。他紧咬牙关说：“你的小儿子也是个斗士。”

　　一时间我有些迷惑，过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他知道凯莱布昨天的心脏检查，想当然地以为结果不好。我应该更正他的想法，但并没有。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点了点头，胃里一阵恶心。

　　“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