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我微笑着对他说。

　　他抬头看着我，最开始一脸茫然，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他也朝我笑了笑，露出那完美无瑕的洁白牙齿。“嗯，你好。”

　　“这次没搬箱子。”我说道，又感到一丝难堪。就只能想出这样一句话茬儿?

　　他依旧保持着微笑。我清了清嗓子，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我向着旁边咖啡店的方向点了点头。“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我想我应该欠你一杯。”

　　他看了看咖啡店的遮阳棚，转而又看了看我。脸上有些戒备的神色。“噢，天啊，他有女朋友。”我心想。“我真不该问。多尴尬啊。”

　　“或者一件衬衫?我应该也欠你一件。”我微笑着，语气尽量轻松愉悦。好想法，薇薇。你给了他台阶下。正好可以一笑置之，不接受邀请。

　　令我惊讶的是，他抬起头又说了一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也给了我希望。他说：“喝杯咖啡不错。”

　　我们坐到咖啡店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到暮色降临。我们聊得很尽兴，没有一刻冷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独生子，都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但并不信教，身处政治中心却都不关心政治，我们都独自穷游过欧洲，母亲都是老师，小时候都养过金毛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多得有些诡异。好像命运安排我们相见。他风趣又迷人，聪明又礼貌——而且超级帅。

　　我们的咖啡早就喝光了，咖啡馆的店员已经开始擦我们周围的桌子。这时他抬头看着我，明显有些紧张，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吃晚饭。

　　我们去了街角的一家意大利馆子，点了大份私房意面和一瓶红酒。到最后虽然已经吃饱，但还是点了一份甜点，想借此多待一会儿。我们一直都说个不停。

　　我们一直聊到饭馆打烊，之后他陪我走回了家，拉住了我的手，我从未感到如此温暖，如此轻松，如此幸福。在我公寓外的人行道上，就在我撞到他的那个地方，他吻了我，向我说晚安。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遇到了要嫁的男人。

　　“薇薇。”

　　我眨了眨眼，记忆就这样溜走。我听到家庭娱乐房中怪兽卡车节目的主题曲，咿呀学语的声音，玩具碰撞的声音和塑料之间的碰撞声。

　　“薇薇，看着我。”

　　这时我看到了恐惧。他不再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他皱起了眉头，他慌张的时候额头就会堆起皱纹，此时那皱纹比以前都要深。

　　他向前靠过来，越过饭桌，一只手放到我手上。我躲开他，双手紧紧抓住大腿。他看起来非常害怕。“我爱你。”

　　此刻我不敢看他，因无法承受他眼中的深情。我低头看着饭桌，那里有一个红色的印记，只一点点。我盯着那个红点看，它已经渗进木头里，这是很久之前做某个艺术项目时留下的疤痕。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它?

　　“这并不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我向上天发誓，薇薇。你和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孩子。天啊，还有孩子。我该怎么跟他们讲?我抬起头，看向家庭娱乐房，虽然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他们。我听到双胞胎玩耍的声音。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很安静，一定是在专心看节目。

　　“你是谁?”我低声问道，如同耳语。我本不想低声耳语，但不知怎的地就这样说出了话，就好像声带不听使唤。

　　“是我，薇薇。我发誓，这就是你了解的那个我。”

　　“你是谁?”我又问了一遍，这次嗓音有些破裂。

　　他看着我，瞪大了眼睛，眉头紧皱。我盯着他，试图读懂他的眼神，但不能确定能否读得懂。不，我有读懂过吗?

　　“我出生在苏联的伏尔加格勒，”他轻声说。他的神色平静，“我叫亚历山大·连科夫。”

　　亚历山大·连科夫。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个梦，是电影，是小说，而不是我的生活。我又盯着饭桌，桌上有一小簇凹痕，是孩子用叉子敲出来的。

　　“我的父母是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

　　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不是加里和巴布。我的公公婆婆，我孩子叫爷爷奶奶的人。我盯着饭桌上的凹痕，它们像一个个小小的火山口。

　　“我十三岁时，他们车祸丧生。我没有其他亲人，被安置在国有福利院里，几个月后我搬到莫斯科。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安排到对外情报局的一个项目里了。”

　　我想到马特还是个恐慌的男孩的样子，内心涌起一股同情。但很快这股同情就被强烈的背叛感所压制。我的手抓得更紧了。

　　“那是一个全封闭式的英语语言学习项目。十五岁时我被正式招募，从此有了新身份。”

　　“成了马特·米勒。”我又像是在耳语。

　　他点了点头，身体又靠向前来，满目情深。“我别无选择，薇薇。”

　　我低头看了看左手上的戒指，回想起两人最初的对话，以为彼此有那么多的共同点。这看起来多么真实，但却都是编造的。他编造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童年。

　　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谎言。我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我的身份是假的，但其他一切都是真的，”他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发誓。”

　　左手的那枚戒指上，钻石反射出一缕光。我看着切面，一个一个地看过。我隐约听到家庭娱乐房里传出一些声音。新的声音，比之前的声音要大。卢克和埃拉在争吵。我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抬起头，看到马特正盯着我，但头微微侧着，我知道他在听孩子们在吵什么。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他喊了一声，但目光还是没有离开我。

　　我们看着对方，都听着孩子的声音。争吵越来越激烈，马特离开桌前，走进屋里去调解。我断断续续听到几句对话，两个孩子都向马特说自己的理，马特劝他们和解。我的头有些晕，或许是因为喝了红酒。

　　马特抱着凯莱布回到饭桌前，坐下来。凯莱布朝我咧着嘴笑，可爱的小拳头塞在嘴里，沾满了口水。我根本笑不出来，只能转头看着马特。

　　“真正的马特·米勒在哪儿?”我问。我想到压在防火保险柜底层的出生证明，还有社保卡和护照。

　　“我不知道。”

　　“那巴布和加里呢?”我问。我想着他们的模样，那个沉稳的家庭主妇，她色彩柔和的上衣总能使我想起我奶奶以前的装束。那个男人，啤酒肚鼓鼓的，撑开了腰带，衬衫总是塞进裤子里，袜子总是白色的。

　　“也和我一样。”他说。

　　蔡斯哭了起来，这扰人分神的事情在此刻却如救命稻草。我从饭桌前站起身，走进家庭娱乐房。他在卢克和埃拉的沙发旁，趴在地上，我能看到沙发底下有个蓝色球的轮廓。我伸手拿起球，又抱起蔡斯，把他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现在安静了一些，只轻声呜咽着，一手紧紧地抓着那只球。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特别是巴布和加里那样的。他们一看就是敌营的人。我直到婚礼才见到了他们。我们去过西雅图一次，他们也没有见我们。当然他们有理由。当时看起来合情合理，但现在回想起来根本站不住脚。巴布不敢坐飞机，我们的假期不够，我们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谁愿意抱着大哭的孩子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