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丽塔想去?”阿贝追问。

　　“她期待得很，”我回答，“自从七岁时跟着父亲移居英国以后，阿姆丽塔就再也没回过印度。她还希望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能在伦敦停留几天，好让她的父母见见维多利亚。”最后几句是真的。阿姆丽塔原本不愿意带着婴儿一起去，但我告诉她，这件事对我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最后，我还提出可以顺路去一趟伦敦，于是她终于点了头。

　　“好吧。”阿贝不甘心地咕哝，“去加尔各答吧。”他丝毫没有掩饰语调中的不以为意。

　　“说说看，你为什么不想我去?”

　　“过会儿再说，”阿贝回答，“现在先跟我说说，莫罗到底请你去调查达斯的什么事儿?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在《他声》的春季号上留出一半的版面来刊登达斯的东西。我讨厌再版，达斯的诗再版的次数已经多得让人作呕了，我敢打赌，他没发表过的作品加起来也不超过十行。”

　　“达斯，是的，”我说，“但不是再版，会有新东西的。”

　　“快说。”阿贝催促道。

　　于是我说了。

　　“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寻访诗人M.达斯，”我告诉他，“找到他，跟他聊聊，然后将他的新作带回来公开发表。”

　　阿贝紧盯着我。“啊哈，”他说，“这不可能。M.达斯已经死了，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我想想看，应该是1970年。”

　　“1969年7月。”我忍不住卖弄起来，“1969年7月，M.达斯前往东巴基斯坦——现在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确切地说，是火葬仪式。回来的路上，他失踪了，所有人都觉得他被谋杀了。”

　　“对，我想起来了，”阿贝说，“当时你和阿姆丽塔还住在波士顿的公寓里，我在你们家住了几天，新英格兰诗人协会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来纪念他。你读了一段泰戈尔，还有几段达斯的作品，描写的是……她叫什么来着，那个修女——特蕾莎修女。”

　　“我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来纪念他，”我说，“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有些操之过急。达斯似乎在加尔各答重新露面了，或者说，至少有他的新诗和信件流传出来。《哈泼斯》通过当地的代理拿到了一些样稿，达斯的旧识说，这些新作绝对是他写的。但谁也没见到他本人。《哈泼斯》希望我能尽力搞到一些他的新作，但这篇文章的侧重点主要是‘寻访M.达斯’，诸如此类的东西。下面是好消息：无论我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哈泼斯》都有优先发表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要的稿子，我们就可以登在《他声》上。”

　　“听起来像是二手资料。”阿贝嚼着雪茄咕哝道。根据我对布龙斯坦的了解，这已经算是热情洋溢的感谢了。我沉默着没说话，然后他终于又开了口：“那么这八年他到底去哪儿了，博比?”

　　我耸耸肩，扔给他一份影印的资料，那是莫罗给我的。阿贝狐疑地看了看，把它举到一臂以外仔细审视，就像在研究杂志中插一样，然后又把它扔了回来。“我放弃，”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达斯的新诗片段，据说是他在这几年里写的。”

　　“这是用什么写的，印地语?”

　　“不是，主要是梵语和孟加拉语。这里是英语译本。”我递给他另一份影印本。

　　阿贝一边读，一边皱紧了汗津津的眉毛。“基督啊，博比，难道这就是我们春季号要刊登的东西?某位高贵的女士一边用后入式乱搞，一边趴在一具无头的男尸身上吸血?还是说我看漏了什么?”

　　“你没看漏，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只是不完整的几个小节。”我说，“而且翻译得不怎么样。”

　　“我还以为达斯的作品以抒情和感性著称，类似你对泰戈尔的评价。”

　　“以前确实如此，其实现在也是。可能不那么多愁善感，但是相当乐观主义。”同样的话我也曾用来捍卫泰戈尔。真见鬼，我也为自己的作品这样辩解过。

　　“啊哈，”阿贝说，“乐观主义。嗯，我喜欢这一句里的乐观主义——‘Kama Rati Kamé / viparita karé rati’，根据这份译本，它的意思是说——‘卡玛和拉提因欲望而疯狂，像狗一样猛干’。真不错，念起来别有韵味，博比。有点儿像早期的罗伯特·佛洛斯特。”

　　“这是一段传统的孟加拉歌谣，”我说，“注意看达斯如何赋予它新的韵律。他从经典的吠陀梵文开始，然后转换成庶民的孟加拉语，最后又回到吠陀梵文。这样的体裁处理相当复杂，即使经过翻译仍留有余韵。”我终于闭上了嘴巴。这都是莫罗告诉我的，而他也是从某位“专家”那儿听来的。小房间里实在太热。敞开的窗外传来喧嚣的车声，远处缥缈的汽笛让人感觉莫名地安心。“你说得对，”我重新开口，“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达斯。他曾为特蕾莎修女写下史诗，很难相信这些东西同样出自他的笔下。我猜达斯早就死了，现在这事儿是个骗局。我不知道，阿贝。”

　　阿贝在转椅上往后一仰，我以为他打算取下嘴边的香烟，但他只是眉头紧皱，把雪茄挪向左边嘴角，然后又是右边。他靠在椅背上，反手将粗短的十指交扣在脖子后面。“博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在加尔各答的经历?”

　　“没。”我惊讶地眨眨眼。写出第一本小说之前，阿贝在通讯社当过记者，满世界乱跑，但他很少谈论那时候的事儿。接受了我写泰戈尔的那篇稿子以后，阿贝无意中提过，他曾在缅甸和蒙巴顿勋爵一起待过九个月。我没怎么听他说起过自己的记者生涯，不过偶尔听到的几件事都很有趣。“是在大战期间吗?”我问道。

　　“不是，是在战后，1947年印巴分治那会儿。英国离开那片土地，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让两个教派的人自相残杀。那会儿你应该还没出生吧，萝卜头?”

　　“我读过那段历史，阿贝。所以你当时是去加尔各答报道动乱?”

　　“不是，那时候人们再也不想读到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事儿了。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报道甘地……圣雄甘地，不是后来那位印度铁娘子……甘地在加尔各答，我去采访他。和平的象征，裹着缠腰布的圣人，真是出好戏。总而言之，当时我在加尔各答待了大概三个月。”阿贝停下来用手梳了梳稀薄的头发，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语塞。我从没见过阿贝在运用语言上迟疑过哪怕一秒——无论是说是写，还是大喊大叫。“博比，”他终于重新开口，“你知道‘瘴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有毒的气体，”他的故弄玄虚让我有些不高兴了，“比如沼泽里溢出来的那种，或者其他什么有毒的东西。可能源自希腊语里的‘miainein’，意思是‘造成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