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这不会妨碍你的工作?”我问道。维多利亚在我怀里扭动起来，胖乎乎的小手伸向我的鼻子。我朝她手心里吹了口气，她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开始打嗝儿。

　　“没问题的。”阿姆丽塔回答。但是我知道，她只是为了让我宽心。劳工节以后，她就要开始在波士顿大学教一门新的研究生水平的数学课，我很清楚她要做多少准备工作。

　　“你期待重回印度吗?”我继续问道。维多利亚已经把头奋力凑到我颊边，高兴地在我的领子上蹭着口水。

　　“我很好奇，它和我记忆中的样子会有什么不同。”阿姆丽塔说。她的嗓音柔和，剑桥的三年让她的英语带上了一点儿口音，但绝不是那种平淡乏味的纯粹英式口音。听她说话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涂满油的手掌有力地抚过你的身体。

　　阿姆丽塔七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把自己的工程公司从新德里搬到了伦敦。她曾跟我说起过儿时记忆中的印度，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别无二致：文化光怪陆离，到处都嘈杂混乱，种姓歧视无处不在。这一切和她的性情格格不入：阿姆丽塔是安静与高贵的化身，她讨厌噪声，以及任何形式的杂乱;世间的不公令她惊骇，语言与数学井井有条的韵律规范了她的头脑。

　　阿姆丽塔跟我讲过她在新德里的家，夏天她也曾和姐妹一起住在孟买一位叔叔的公寓里：光秃秃的墙上到处都是陈年的污渍，窗户大开，床单粗糙，晚上有蜥蜴在墙上匆匆爬过，一切都那么廉价而杂乱。相比之下，我们在埃克塞特郊外的家就像北欧设计师的梦那样干净开阔，闪烁着原木特有的光泽，椅子整齐舒适，墙壁雪白，隐藏式光源照亮艺术家的杰作。

　　阿姆丽塔的钱支撑着我们的房子和小小的艺术收藏。她曾开玩笑说，这是她的“嫁妆”。起初我不愿意花她的钱。1969年，也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的总收入是5732美元。那一年我辞掉了卫斯理学院的教职，开始全职写作和编辑。我们住在波士顿，公寓矮得连老鼠都得蹲着走。但我不在乎，我愿意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而吃苦。阿姆丽塔却不愿意。她没有争吵，也听从我的意见没有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但是1972年，她付了这幢房子和四英亩【10】土地的首期款，并买下了我们的第一件藏品，那是杰米·韦思的一幅小型油画。后来我们又陆续买了其他八件藏品。

　　“她睡着了。”阿姆丽塔说，“你可以停下来了。”

　　我低下头，发现她说得对。维多利亚入睡得很快，她张开小嘴，半握着拳头，婴儿急促的呼吸软软地喷在我的颈间，我继续轻晃着她。

　　“我们把她抱回去吧?”阿姆丽塔提议，“外面开始凉了。”

　　“再等一分钟。”我说。我的手掌比宝宝的背还宽。

　　维多利亚出生的时候，我三十五岁，阿姆丽塔三十一岁。多年来只要有人愿意听——也有一些不愿意听的——我就会喋喋不休地一再强调，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高谈阔论人口过剩、强迫年青一代直面惨淡的二十世纪是多么不公平，不想要孩子又要生的人有多蠢。对于这件事，阿姆丽塔依然从来不曾争辩——不过以她接受的正规逻辑训练，我怀疑她能在两分钟内把我的所有论点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在1976年初的某个时间，大约是在本州初选那会儿，阿姆丽塔自顾自地停了避孕药。1977年1月22日，杰米·卡特完成就职仪式重回白宫两天以后，我们的女儿维多利亚出生了。

　　“维多利亚”这名字绝不是我选的，但暗合我的心意。七月里炎热的一天，阿姆丽塔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名字，当时我们都一笑了之。坐着火车到达孟买的维多利亚车站，这似乎是阿姆丽塔最早的记忆之一。那幢宏伟的建筑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迹，迄今仍是印度的地标之一。每次想起它，阿姆丽塔总会心生敬畏。从那时候起，维多利亚这个名字在她心中就成了美丽、优雅和神秘的化身。所以最开始，我们只是开玩笑说要给宝宝起名叫维多利亚，可是到了1976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发现，如果宝宝是个女孩的话，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维多利亚出生之前，我总爱抱怨那些有了孩子就没了自我的朋友。明明都是些聪明人，我们曾无数次愉快地讨论各种话题，政治、散文、剧院之死，或者诗歌的衰落，可现在他们却只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儿子长了第一颗牙，或者花好几个小时事无巨细地描述小希瑟在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发誓，我绝不会沦落到这等地步。

　　但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维多利亚的成长值得所有人精心研究。我发现自己完全沉醉于她的呢喃儿语和笨拙的动作。换尿布这事儿确实令人生厌，但只要看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挥动肉乎乎的胳膊，深情凝望着我，那什么都不在话下。是的，我觉得她深情地凝视着我，因为她的父亲，一位出版过作品的诗人，竟然甘愿屈尊为她做这等凡俗琐事。七周后的一个清晨，维多利亚第一次赏光露出了真正的微笑，我立即打电话给阿贝·布龙斯坦分享这个喜讯。众所周知，阿贝从不会在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据说是为了保持语感，但那天他依然祝贺了我，然后礼貌地指出，这会儿才凌晨五点四十五。

　　现在，维多利亚七个月大了，她的天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差不多一个月前，她就学会了比画“这么大”;而在那之前好几周，她俨然已经成了“躲猫猫”的大师。六个半月大的时候，维多利亚学会了爬——这显然是高智商的标志，虽然阿姆丽塔并不赞同——尽管她总是倒退着爬，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她的语言能力每一天都在突飞猛进，虽然我还不能从她的牙牙儿语中分辨出“爸爸”或“妈妈”的音节(哪怕我把录下来的磁带放慢一半的速度也听不出来)，但阿姆丽塔狡黠地微笑着向我保证，她曾经听到维多利亚说过几个完整的俄语或德语单词，甚至还有一整句的印地语。而且我每天晚上都会为她读点儿东西，有华兹华斯的《鹅妈妈歌谣》，有济慈，还有我精心挑选的庞德的《诗章》片段。她似乎很喜欢庞德。

　　“上床去吗?”阿姆丽塔问道，“明天我们得一早起来。”

　　我留意到了阿姆丽塔的语调。有时候她是真的在问“我们现在睡觉吗”，而有时候她其实是在说“我们做爱吧”。现在显然是后者。

　　我抱着维多利亚上楼走到摇篮边，把她放进摇篮。然后我站在原地凝望了片刻，维多利亚趴在摇篮里，身体微微有些倾斜，周围放满了毛绒玩具。她的头靠着防护垫，月光温柔地洒在她身上，仿佛上帝的恩赐。

　　片刻之后我走下楼梯，锁好门窗，关掉所有的灯，然后回到楼上。阿姆丽塔在床上等我。

　　在我们做爱的最后几秒钟里，我翻身看着她的脸，希望为我不曾诉之于口的问题找到答案，但一片云从月亮上飘过，将一切掩埋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