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留着达斯的手稿?”他突然问道。

　　“是的。”如果他是想替《他声》要那份稿子，那么不管最后能不能谈成，我们的友谊都完蛋了。

　　“嗯，”阿贝清清嗓子，吐了口唾沫，“你没写采访稿，《哈泼斯》的人有没有叽叽歪歪?”

　　“没有。”路对面不知何处传来啄木鸟的笃笃声。“我把预付款退了回去，不过他们坚持付清了差旅费用。你也知道，莫罗已经不在那儿干了。”

　　“嗯。”阿贝点燃雪茄，烟草味与秋天的清新气味十分相称，“你想好该怎么处理那首见鬼的诗了吗?”

　　“没有。”

　　“不要出版它，博比。不论何时何地。”他把仍在冒烟的火柴扔进一堆落叶，我重新捡出火柴棍捏在指间。

　　“嗯。”我回答。我们沉默了片刻。凉爽的微风在山间拂过，吹得脆弱的落叶簌簌摩擦。北边远处有只松鼠正在朝着另一只侵入者大声叫嚷。

　　“博比，你知不知道我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几乎所有家人?”阿贝突然问道。他没有看我。

　　“不，这事儿我不知道。”

　　“是的。妈妈幸免于难，因为她和让当时正在伦敦，他们原本打算来看我。让赶回家乡，想救出摩西、穆蒂和其他人。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一言不发。阿贝向着蓝天吐出一口雪茄的烟雾。“博比，我跟你说这个，是因为在事后回头去看，似乎所有事情都是命中注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断地想，你本来可以改变它，但你没有做到——比如说，你忘了做某件事，结果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懂。”

　　“但是，博比，没有什么命中注定，这就是他妈的运气差而已。不是谁的错，不要责怪任何人，除了那帮吃屎的混账以外。”

　　我沉默地坐了很久。秋叶在我们身侧打着旋儿飘落，为遍地金黄的毯子增添了一丝忧伤的美感。“我不知道，阿贝。”最后我终于说道。我的喉咙剧痛，几乎让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是我把她们带去了加尔各答。当我发现事态失控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最后，我也没有确认她们的飞机是否安全起飞。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事儿是谁干的?凶手是谁?克里希纳?那个自称卡马克雅的女人又能得到什么……她在整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会犯下那个天杀的愚蠢错误，为什么要把枪带给达斯——”

　　“两枪。”阿贝说。

　　“什么?”

　　“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过，当时你听到了两声枪响。”

　　“是的，呃，那是把自动手枪。”

　　“然后呢?你觉得要是换了你，轰掉自己脑袋的时候你还会补一枪以防万一，是吗?”

　　“你是想说什么，阿贝?”

　　“杀掉达斯的人不是你，博比。也不是达斯自己。也许是某位可亲的骷髅外道教徒谋划了这一切，不是吗?那个名叫克里希纳的哥们儿……桑贾伊……管他妈的叫什么名字——也许他在觊觎桂冠诗人的宝座。”

　　“为什么——”我咽下嘴边的话，头顶数百英尺外，一只海鸥正在顺着上升的热气流转圈翱翔。“但这事儿跟维多利亚有什么关系?噢，上帝啊，阿贝……伤害她能为谁带来好处?我真的不明白。”

　　阿贝站起来又吐了口唾沫，他的西装上沾了不少树皮的碎屑。“我们走吧，哈，博比?我得坐大巴回波士顿去赶那见鬼的火车。”

　　我领着他迈步走向山脚，但阿贝抓住了我的胳膊。他严肃地看着我。“博比，你必须知道，你不必明白，也不会明白。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你忘不掉。但你必须继续生活。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也许每一天都很难熬，但你必须继续活下去。不然的话，那些杂种就赢了。我们不能输给他们，博比。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我点点头，转身快步走上几乎被落叶彻底淹没的林间小道。

　　十一月二日，我收到了辛格警探的一封短信。他在信里通知我，那位男性嫌疑人苏贾塔·丘杜里再也无法站上审判席了。在胡格利监狱关押期间，丘杜里“遭遇了严重的违规行为”。确切地说，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一条毛巾塞进了他的喉咙。那位被确认为黛维·丘杜里的女人将于本月内接受审讯。辛格承诺随时向我通报进展，但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十一月中旬，寒冬的第一场大雪之后不久，我重读了达斯的手稿，包括之前在加尔各答没有读完的最后一百多页。达斯的那句简介说得很对：这是一份诞生宣言。要想知道这首诗的重点，我觉得叶芝的《第二次来临》足以概括。叶芝的诗作更加出色。

　　我突然想到，对我来说，如何处理达斯的手稿，这个棘手的问题与祆教徒如何处理死者有着古怪的相似之处。印度的祆教正在逐渐萎缩，这个教派认为土、空气、火和水都是神圣的，所以不想用死者的尸体污染它们。最后他们想了个机智的主意。多年前阿姆丽塔跟我描述过孟买一座公园里的寂静之塔，秃鹫在塔顶上耐心地盘旋。

　　我不肯烧掉这份手稿，因为我感觉自己内心理智的高墙十分脆弱，那个黑暗的东西就在墙后等待，手稿燃烧的烟雾像是献给它的祭品。

　　我最后想出的解决方案比寂静之塔乏味得多。我亲手把那几百页纸撕成了碎片——它们依然散发着来自加尔各答的恶臭——然后把碎片塞进垃圾袋，又在里面放了点腐烂的蔬菜，免得被拾荒者捡走。我开车去了几英里外的一处大型垃圾场，亲眼看着黑色的袋子从陡峭的垃圾堆侧面滚落，消失在酸臭的垃圾池里。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十分清楚，虽然扔掉了手稿，但我仍然无法阻止迦梨之歌在脑子里回荡。

　　阿姆丽塔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我们忍受着朋友们没完没了的建议和同情，可是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越来越少见到外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少见到彼此。

　　阿姆丽塔决定写完自己的博士论文，她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学校里教完课以后，她就在图书馆里泡着，晚上修改论文，继续学习，然后早早上床。而我起得很晚，我经常在外面吃晚饭，然后混到深夜才回家。阿姆丽塔大约晚上十点结束学习，然后我就会占据她的位置，一直阅读到凌晨。在那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我什么都读——斯宾格勒、罗斯·麦唐诺、马尔科姆·劳瑞、黑格尔、斯坦利·埃尔金、布鲁斯·卡顿、伊恩·弗莱明，还有辛克莱·刘易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在书架上摆了几十年却从未翻过的经典作品，还有从超市里买回来的畅销书。我什么都读。

　　二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波士顿北边一所小型学院的临时教职，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刚开始我每天往返，但没过多久我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带家具的小公寓，从此以后我就只有周末才会回到埃克塞特，甚至好几周都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