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馆的人从新德里赶来了，那个男人真是只多管闲事的小白兔，他名叫唐·沃登。面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印度官僚，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向对方道歉，然后回过头跟我们解释，完全是因为我们执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着孩子的尸体回国，所以才会搞得这么麻烦。

　　周六我们最后一次乘车前往机场。我们租了辆老旧的雪佛兰，沃登、阿姆丽塔和我挤在后座上。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车里闷热潮湿，但我完全不在意。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那辆医院的白色小面包车。虽然交通拥挤，但它没有打开紧急灯。没什么可急的。

　　在机场我们又耽搁了最后一次。一名机场官员和沃登一起走过来，两个人都在摇头。

　　“怎么回事?”我问道。

　　印度官员抹了抹自己脏兮兮的白上衣，没好气地迸了几句印度斯坦语。

　　“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阿姆丽塔开始翻译。她累得不想抬头，声音也低得几乎听不见。“他说我们花钱买的那口棺材不能上飞机。”她疲惫地说，“金属制的航空棺材已经送到了，但运送……运送尸体……需要的文件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签字批准。他说，我们可以周一去市政厅办理必要的文件。”

　　“沃登?”我站起来喊了一声。

　　大使馆的人耸耸肩。“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法律和文化。”他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们愿意在印度火化尸体，那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女神迦梨掌管着所有火葬场。

　　“过来。”我说。我带着他们穿过背后的门走进一间办公室，维多利亚的尸体就放在隔壁。印度官员看起来很不耐烦，我抓住沃登的胳膊，把他拽到房间角落里。

　　“沃登先生，”我低声说，“现在我要去隔壁房间，把我女儿的遗体装进他们要求的那口棺材。如果你胆敢进来，或者以任何方式阻挠我，那我就杀了你。明白了吗?”

　　沃登眨了好几次眼，最后点了点头。我走向那位官员解释了一下。我的声音并不大，说话的时候我的手指轻轻抵在他的胸口，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的某些东西镇住了他。当我解释完毕，穿过来回晃动的门走进隔壁光线昏暗的房间，他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维多利亚在等我。

　　那间屋子十分狭长，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盒子和无人认领的行李。房间尽头有一条金属辊的传送带，那口钢制航空棺材敞开放在传送带旁的柜台上。而在房间的另一头，装货平台旁边的长凳上放着我们在加尔各答买的灰色棺材。我走向灰色的棺材，毫不犹豫地掀开了盖子。

　　维多利亚出生的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好的仪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为此紧张了好几周。我早就知道，埃克塞特医院鼓励新爸爸亲手把宝宝从产房送进隔壁的育婴房，完成必需的称重和测量流程，然后再把新生儿送回休息室里的母亲身边。这事儿让我担心了挺长一段时间。我很怕自己不小心把她摔了。这个想法很傻，可是即便经历了女儿出生的激动和愉悦，当医生从阿姆丽塔怀里抱起维多利亚，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姑娘抱到楼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依然紧张得怦怦直跳。我还记得自己一边点头微笑，一边暗自惶恐。我记得自己如何托起她小小的脑袋，让那个刚刚出生的潮乎乎的小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从产房到育婴房一共有三十步，每走出一步，自信和愉悦都在我心头不断扩大，就像维多利亚在帮助我。我还记得当我突然意识到，我抱着的是自己的孩子，于是情不自禁地傻笑起来。那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记忆。

　　这次我一点儿也不紧张。我轻轻抱起自己的女儿，托着她的头，让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和以前的无数次一样。然后，我走了三十步，来到钢制的航空棺材旁边，棺材里还有白纱铺成的小床。

　　航班延误了几次才起飞。在机场等待的九十分钟里，阿姆丽塔和我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当那架巨大的747飞机终于开始滑行，我们没有向窗外张望，满脑子依然想着那口小小的航空棺材，刚才我们亲眼看着它被装上飞机。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云层遮盖了加尔各答最后的身影，我们也没看一眼。我们带着宝宝回家了。

　　16

　　的确，某种启示即将到来。

　　——威廉·巴特勒·叶芝

　　维多利亚的葬礼安排在1977年7月26日星期二。我们把她葬在一处小小的天主教墓园里，墓园所在的小山俯瞰着埃克塞特。

　　明亮的阳光下，那口白色的小棺材仿佛在发光。我没有看它。整个简短的下葬仪式里，我一直盯着达西神父头顶的那片蓝天。透过树冠的缝隙，学院旧建筑上方高耸的砖塔清晰可见。一群鸽子在夏日的晴空中转圈翱翔。就在仪式结束之前，不远处传来一阵孩子的喊叫和欢笑，但是一看到我们，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阿姆丽塔和我同时转过头，看见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毫不费力地朝下山的方向呼啸而过。

　　阿姆丽塔计划在秋天重返学校任教。我什么也没做。回家三天后，她清空了维多利亚的房间，把它重新布置成一间缝纫室。她从没在里面做过手工，而我根本不曾踏进那里一步。

　　当我终于开始清理从加尔各答带回的衣服时，我觉得应该仔细搜一搜那件猎装衬衫的口袋，就是那晚我送书给达斯时穿的那件，现在它又脏又破，不成样子。那盒火柴已经不见了，我满意地点点头，但是一秒钟后，我在另一个口袋里找到了我的小记事本。也许那晚我带了两本记事本。

　　十月底，阿贝·布龙斯坦来拜访了一天。之前他出席了葬礼，但是除了吊唁的常规对答以外，我们没有谈别的。后来我又跟他聊过一次——那是一个深夜，我喝了酒，给他打了个语无伦次的电话。阿贝耐心听我唠叨了近一小时，最后柔声说道：“上床去吧，博比。好好睡一觉。”

　　十月的那个周日，我们端着白葡萄酒坐在起居室里，讨论如何维持《他声》的运转，以及卡特的能源新政能否解决石油短缺。阿姆丽塔时常礼貌地点头微笑，但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仿佛一直远在千里之外。

　　阿贝提议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屋后的树林里散会儿步。我眨了眨眼。阿贝讨厌所有形式的运动。在那个美丽的秋日，他和往常一样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和黑色翼纹牛津鞋，脖子上系着薄领带。

　　“当然。”我干巴巴地回答。于是我们俩一起沿着林间小道走向山里的池塘。

　　这个季节的森林漂亮极了。小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铬黄色榆叶，只要转个弯，总有火红的枫叶和漆树扑面而来。长满棘刺的山楂树上挂着小小的果子，洁白的桦木在湛蓝的天空下昂然挺立。阿贝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根吸了一半的长雪茄，一边低头苦走，一边心不在焉地嚼着烟草。

　　我们走了三分之二英里，离俯瞰公路的山顶大概还有一半路程。阿贝一屁股坐在路边一棵歪倒的桦木上，开始有条不紊地脱下鞋子清理里面的沙土和细枝。我坐在他身旁，回头望向刚才上山时绕了一圈的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