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卡尔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用一种不友好也不热络的神情打量着我，伸出他的手让我握。“嘿，年轻人。”他说。

　　“别人叫我乔。”我说。

　　“好的，”卡尔说，“作家乔。”

　　“实际上是大学生乔，”我说，“我不是作家，这只是一份作业。”

　　“我是维吉尔……油漆匠。”那个男人说。

　　“油漆匠，画家还是油漆工?”我问道。

　　“大部分时间是油漆工，”他说，“我粉刷墙壁，但出于个人娱乐也画些油画。”

　　“别让他唬住了，乔，”卡尔说，“维吉尔只是一个普通的杰克逊·波洛克[5]。画得太糟他就粉刷起房子了。”卡尔和维吉尔都笑了，但我不明白里面有什么典故。过后，我在网上查找杰克逊·波洛克，他的画就像一个学步儿童乱发脾气时用一满盘意大利面条摆弄出来的。我才理解了那个笑话。

　　“艾弗森先生——”我说道。

　　“叫我卡尔。”他说。

　　“卡尔，我希望你能帮我签一份表格。”

　　“什么表格?”

　　“这是一份转渡表格，让我可以看你的审判卷宗，”我迟疑地说，“写传记，我需要一些补充材料。”

　　“啊，这个年轻人不相信我会对他坦诚，”卡尔对维吉尔说道，“他认为我会藏起潜伏在我体内的怪兽。”维吉尔摇摇头，转过脸看向别处。

　　“我绝没有不敬之意，”我说，“只是我一个朋友……嗯，与其说是个朋友，不如说是个邻居，她认为如果我看一下审判卷宗会更了解你。”

　　“你的朋友错得离谱，”维吉尔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有关卡尔的真相，你绝不应该去看卷宗。”

　　“没事，维尔，”卡尔说，“我不介意，老天，那份旧卷宗积了三十年灰尘。也许现在不存在了。”维吉尔俯身向前缓缓站了起来，用他的胳膊支撑自己从椅子里起身，像是一个比他看上去老得多的人。抚了抚松弛肌肉上的褶皱，他抓起靠在身旁墙边的山核桃木手杖的磨损把手。“我去拿些咖啡。要吗?”

　　我没有回应，因为我估计他不是在跟我说话。卡尔抿着嘴唇，摇头表示拒绝，维吉尔用一种老练却怪异的步态走开了，他的右腿机械地弯曲又啪嗒挺直。他的裤腿窸窣作响，我看到本应该是脚踝的地方，清清楚楚显露出金属。

　　我转过头去看卡尔，感觉我欠他一个道歉，似乎我想通过卷宗来核查他的故事——这正是我计划做的，如同宣称他是个骗子。

　　“抱歉，艾弗森先生——卡尔。我并不想冒犯你。”

　　“没事，乔，”卡尔说，“维吉尔对我有点过分保护。我们认识很久了。”

　　“你们是亲戚吗?”我问。

　　卡尔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们是兄弟……通过战火，而不是血缘。”他的视线转回窗户，迷失在记忆中，脸上不再有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说：“有笔吗?”

　　“笔?”

　　“签署你带来的文件。”我递给卡尔表格和一支笔，看着他签署转渡表格，他的指节戳着他的皮肤，他的前臂十分纤细，他签署时我能看到每一块肌肉的突起和收缩。他把文件递还给我，我对折起来，放进口袋。

　　“有一点，”他说着低头看向他的手指，现在放在他的大腿上，他眼睛没有抬，对我说，“你读那份卷宗时，会看到很多东西，可怕的东西，那会让你想要恨我。那确实让陪审团恨我。记住一点，那不是我故事的全部。”

　　“我明白。”我说。

　　“不，你不明白。”他柔声说，注意力转回对面公寓阳台飘动着的绚丽毛巾，“你不了解我。现在还不了解。”我等着他把话说完，但他只是凝视着窗外。

　　卡尔沉入他的回忆，我走向前门，维吉尔在那里等我。他伸出手，两个手指之间夹着一张名片。我拿走那张名片。维吉尔·格雷涂漆——商宅和住宅。“如果你想了解卡尔·艾弗森，你需要跟我谈谈。”

　　“你是他的狱友?”

　　维吉尔几近恼怒，说：“他没有杀那个女孩。你做的事情全是扯。”我在酒吧常听到他这种说话腔调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差劲工作或唠叨老婆时就这么说话——被激怒但限于环境，只好忍耐。

　　“什么?”我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

　　“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你当时在场?”

　　“不，我不在。别自作聪明。”

　　这回我被激怒了。我才刚刚碰到他，他就觉得足够了解我到能侮辱我。“在我看来，”我说，“只有两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克丽斯特尔·哈根和杀害她的那个人。其他人所说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

　　“我并不需要在场就知道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泰德·邦迪[6]也有人相信。”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真的，但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他没有杀人。”维吉尔厉声说道，他指着他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给我。我们谈谈。”

　　九

　　我浪费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打了八个电话试图从那位公共辩护律师的办公室弄到卡尔·艾弗森的犯罪卷宗。起初，接待员尽力理解我的需求，等她终于明白时，她说那份卷宗可能多年前就被毁了。“无论如何，”她说，“我没有权力将一个谋杀案的卷宗交给寻求这份文件的什么汤姆、迪克和哈里。”之后她就把我的电话转到了首席公设辩护人伯塞尔·科林斯的语音信箱，我的信息似乎落入了深渊。第五天我都没有接到科林斯的回电，于是我逃掉了下午的课程，搭乘公共汽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

　　接待员告诉我首席很忙，我告诉她我会等，尽可能地在离她桌子很近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这样她讲电话时我可以听到。我阅读杂志消磨时间，直到她最后对某个人低声说我逗留不去。十五分钟后，她受不了了，领我去了伯塞尔·科林斯的办公室。伯塞尔是个皮肤白皙，顶着一头蓬松杂乱的头发，鼻子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粗大的男人。他对我笑了笑，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想卖给我一部汽车。

　　“你就是那个一直在骚扰我的孩子?”他问。

　　“我想你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我说，一瞬间他看上去有些不安，接着示意我就座。

　　“你得理解，”他说，“我们不常接到电话要求我们找一份三十年前的卷宗。我们把那些材料都存在了其他地方。”

　　“但你们仍然保有这份卷宗?”

　　“哦，是的，”他说，“我们保存着。我们依从法律无限期地保存谋杀案卷宗。昨天我让人把它拿了过来。就在那里。”他指向靠在我身后那堵墙上的一个箱子。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东西。我以为我会拿到一个装满文件的活页夹，而不是一个箱子。我计算着读完那份卷宗我要花的时间，这些数字注入我脑中的一个桶中。然后我又计入我其他课的作业、考试和实验项目需要的时间。我突然感到眩晕。我怎么能全部完成。我开始后悔来拿这份卷宗，这本来应该是一份简单的英语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