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监狱后，我把我的驾照交给防弹玻璃后的一位女士，她指引我去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扇玻璃窗户将我与他们要带我母亲去的小隔间隔离。几分钟后，他们带我母亲去了小隔间，她现在没有戴手铐和脚镣。她坐在玻璃窗另一边的一把椅子上，拿起墙上的一部黑色电话。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电话拉到我脸边时我做了个鬼脸，想象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在我之前对着那部听筒说话。它有些黏。

　　“你付了保释金吗?”

　　“你并不需要我付保释金。靠你自己就能出来。法官说了。”

　　“他说如果我戴那个监测的东西才能出去。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

　　“但你可以不花钱就出来，你只是不能喝酒。”

　　“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她说，“你有足够的钱。你能救我出来，就这一次，行吗?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妈妈，我的钱刚刚够应付这学期。我不能——”

　　“老天在上，我会还你钱的。”

　　现在我们进入自己的连祷文模式了。我满十六岁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镇里的一家加油站换油。我拿我的第一份工资买了衣服和一块滑板后，妈妈大发雷霆，狂暴得让楼上的邻居们打电话给了房东和警察。等她平静下来，她强迫我开一个储蓄账户。由于十六岁的人没法独自开户，他们也把她的名字写了上去。随后的两年里，每当她没法支付房租或她的车需要修理，她就从那个账户借钱——总是空泛地承诺说她会还给我，但从没还。

　　我满十八岁那天，用自己的名字独自开了账户。由于没法直接拿到我的钱，她不得不转换策略，从偷窃转为敲诈，毕竟，住她的房子，吃她的食物让她有权从我的账户勒索数百美元。于是我开始每周从总收入拿出一些，把钱藏在阁楼隔热材料下面的一个罐子里——我的大学基金咖啡罐。妈妈老是怀疑我藏了钱，但她从来没办法证明这一点，她从来没找到过。在她心中，我偷偷藏起来的几个钱增长了十倍。再加上我的助学贷款和得到的一些助学金，在我母亲看来，我的保险柜已经积累了一大笔钱。

　　“我们不能找个保释担保人吗?”我问，“这样你就不用付整整三千美元。”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想到那一点吗?你认为我很蠢?我没有担保品。没有担保品，他们不会跟我谈。”

　　她的话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尖锐，她的坏脾气与她的部分黑色发梢一样显露无疑。我决定有力地反驳一下，“我不能保释你出去，妈妈。我不能。如果我给你三千美元，我下学期就没法上大学。我没有办法。”

　　“那么……”她往后靠在那张塑料椅上，“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得照顾杰里米，因为我不戴他妈的监测器是出不去的。”

　　这就是困难之处：她手中有一张最后的牌，证明她拥有同花大顺，她打败了我。我可以吹牛说我可以把杰里米留在奥斯丁，但这明显是虚张声势，我母亲知道这一点。她盯着我，如同一个下落的巨石一般坚定，她的眼神平静，我的眼睛因为愤怒而抽搐。我怎么能够照顾杰里米?我让他单独待了几个小时，他就需要莱拉的搭救。我去了大学来逃避这种种讨厌的事情。如今她把我拉了回来，强迫我在我的大学和我弟弟之间做选择。我想要把手伸进那扇加固的玻璃窗掐死她。

　　“我不敢相信你这么自私，”她说，“我说了我会还给你。”

　　我从后兜里拿出我的支票本，开起支票，同时一阵愤怒传过我全身。我微微一笑，想象着填写整张支票，然后把它拿到阻隔我们的厚玻璃前，撕个粉碎。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一事实：我需要她——不是一个儿子需要一个母亲，而是如同一个罪人需要恶魔。我需要一个替罪羊，我可以指着这样一个人说，“你为这件事负责，而不是我。”我需要满足我的错觉，那就是我不是我弟弟的监护人，这是我母亲的责任。我需要一个地方来让杰里米生存，得到护理，一个可以紧闭的盒子，然后告诉我自己杰里米属于这里——即使从内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我需要那层貌似有理的浅薄说辞来减轻良心上的不安。那是我能离开奥斯丁的唯一方式。

　　我撕下支票，拿给我母亲看。她装腔作势地笑了笑，说：“谢谢你，亲爱的，你是一个天使。”

　　八

　　从奥斯丁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了希尔维尤，希望我的论文能取得一些进展，能让卡尔签署转渡表格允许我从那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拿到他的卷宗。我也希求拜访他或许能将我的注意力从我心中因我母亲而起的愤怒转移开去。我疲惫地走进希尔维尤，内疚让我心情沉重。我感觉似乎某种空洞的力量、某种不解的引力把我向后吸，拉我去南方，去奥斯丁。我本来以为逃去大学会让我妈妈够不着我，可我仍然离得太近，很容易就从我选择的低树枝上被拽回来。我怎样才能不再管我母亲——我弟弟?舍弃他们我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起码今天，我自言自语道，代价是三千美元的保释金。

　　我经过时，在接待桌后面的珍妮特对我微笑。我走向休息室，养老院里的人们大部分坐在轮椅里，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成一堆，就像下了一半的棋子。卡尔坐在老地方，轮椅对着落地窗，他看着外面公寓楼的阳台护栏上挂着的衣物。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发现卡尔有一个访客，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人，一头桀骜不驯的短发翘着靠向后脑勺，就像池塘的芦苇在风中往一边倾斜。老人的手放在卡尔的前臂上，他们说话时，他的脸也冲着窗户。

　　我走回接待桌，珍妮特在看一些文件，我向她打听那位访客的情况。“哦，那是维吉尔。”她说，“我不记得他的姓了。他是卡尔唯一的访客……除了你之外。”

　　“他们是亲戚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只是朋友。也许他们是在监狱认识的。也许他们是……你知道的……特别的朋友。”

　　“我没觉得卡尔是同性恋。”我说。

　　“他在监狱待了三十年，也许那是他能找到的唯一性交对象。”珍妮特把手放在唇边，为从中泄露出的罪恶感咯咯直笑。

　　我也冲她笑，主要是为了讨好她而不是觉得她的话好笑。“你觉得我应该过去吗?我不想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是……”我没有说完，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句子。

　　“去吧，”她说，“如果你打搅了他们，他会告诉你。卡尔虽然像在煎锅里的雪人一样减重，但是不要低估他。”

　　我又回到卡尔身边，他正为另一个男人说的什么咯咯发笑。卡尔从没在我面前笑过，笑容让他瘦削的脸散发出神采。看见我来了，他的笑容消失了，就像他是一个刚从戏剧中被拉出来的孩子。“这就是那个年轻人。”他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