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身上?”

　　他的声音变得微弱，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那天晚上我没打算喝醉。那是个意外。我两三次将枪举起来对着我的太阳穴，但是没有勇气扣动扳机。我从碗柜拿出了一瓶威士忌。我只想喝一点再开枪——只抿一小口来给我一些勇气。但我喝得太多了。我猜我需要更多的勇气。我醉倒了。我醒来时，两个高大的警察正把我拖出家门。要不是他们逮捕了我，我就会完成那件事情。”

　　“你在越南没有自杀，因为你不想进地狱。记得吗?”

　　“到我买那把枪的时候，上帝和我已经说不上话。我已经在地狱。我不在乎了。没有关系。我不能忍受我做过的事情。我没有颜面再多活一天。”

　　“就因为你在越南没有救那个女孩?”

　　卡尔转过头，我能看见他胸腔的呼吸变得急促。他再次用干燥的舌头舔他的嘴唇，停下来整理思绪，然后说：“那不是全部。当然，事情是从那里开始的，但那不是故事的结束。”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注视他，等待他解释。他请我给他倒点水，我倒了。他润了润唇。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他说，声音柔和而冷静，“这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连维吉尔也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些，因为我承诺过我会对你坦诚相告。我说过我不会隐瞒任何事情。”他的头靠在枕头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扭曲而可怕的回忆引起的痛苦划过他的脸。某种程度上我想要他免除这种痛苦——告诉他可以保守秘密——但是我不能。我想听。我需要听。

　　他振作精神继续说：“维吉尔和我都中枪的那场战斗之后，他们送维吉尔回了家，我在岘港休养了一个月后，被送回我的分队。有维吉尔和塔特在时，越南还可以忍受，但是没有他们，我想不出一个词来形容我有多么消沉。就在那时，我想着事情不会变得更糟糕，可是事情就到了那个地步。”

　　他的记忆再次回到越南，眼睛失去了焦距：“1968年7月，我们执行一次常规的搜捕与捣毁任务，搜查某个不知名的村子，寻找食物和军火：跟往常一样。那天热得要死，达到人所能忍受的炎热的极限，还有跟蜻蜓一般大的蚊子来吸你的血。让你纳闷怎么会有人住在这么个破地方，到底为什么有人会为这个地方打仗。我们在搜查这个村子时，我看到一个女孩从一条小路上跑下来进了一间小屋，吉布斯看着她，跟随她，一个人朝那个方向走。牛轭事件又要重演了。”

　　卡尔又喝了口水，嘴唇发抖，继续说：“那一刻，我身边的战争似乎消失了。所有的大话，呼喊、炎热、正义与邪恶——全消融了，只剩下我和吉布斯。对我来说唯一要紧的事是阻止吉布斯。我不能让牛轭事件再次发生。我走向小屋，吉布斯脱下了裤子。他把那个女孩打得血淋淋的，用一把刀比着她的喉咙。不知怎么回事，我拿起来复枪对着他。他看着我，把烟草唾沫吐在我的靴子上，说他马上就来收拾我。我告诉他停下来，他没有。‘有本事就开枪，你他妈的胆小鬼，’他对我说，‘开枪啊，他们会立马枪毙你。’”

　　“他说得对。我准备死在越南——当然——不是那样子死去。当我放下来复枪，吉布斯嘲笑我，直到他看见我拔出刀。我刺他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得跟鸡蛋一样大，我刺穿了他的心脏，看着他在我手中流血而死。他看上去非常吃惊，难以相信。”卡尔的声音平稳、冷静，像一架飞机从风暴中摆脱，“你看，乔，我谋杀了吉布斯中士，残忍地杀害了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卡尔不再说话。他的故事结束了。他告诉了我真相。随后的沉默压迫着我的胸口，直到我感觉我的心跳要停止，但是我等待卡尔继续说下去。

　　“我帮那个女孩穿好衣服，把她推出门，告诉她跑——快点溜——进丛林中。我等了一会儿，朝空中开了几枪叫来骑兵部队。我告诉他们我看到有人跑向丛林。”他再次停顿下来，看着我，“你看，乔，终究我是一个谋杀者。”

　　“但是你救了那个女孩的命。”我说。

　　“我没有权利杀死吉布斯，”卡尔说，“他在美国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谋杀了他。我在越南杀了很多人……很多，但他们是士兵，他们是敌人。那是我应做的工作。我谋杀了吉布斯，在我看来，我还谋杀了牛轭的那个女孩。我没有拿刀割她的喉咙，但我一样杀了她。他们为克丽斯特尔·哈根被谋杀逮捕我时……呃，在内心我认为还债的时候到了。进监狱之前，每天晚上入睡我都看见那个可怜的越南女孩的脸，看见她晃动手指请求我去她身边，去救她。不管我喝了多少威士忌，我永远不能让那段记忆暗淡下去。”卡尔合上眼睛，摇了摇头，“老天，我喝得多么醉啊。我只想停止那种痛苦。”

　　卡尔说话时，脸上渐渐失去活力，他的话语散落，从他的唇边磨损出来。他又喝了一口水，呼吸不再颤抖才说：“我以为去监狱后，我或许能压制我的那些鬼魂——埋葬掉那部分的我，埋葬掉我在越南做过的那些事情。但是到头来，没有足够深的洞。”他抬头看着我，“不管你多么努力，有些事情你总是没法回避。”

　　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能看到我的愧疚枷锁。沉默环绕在我周围，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卡尔闭上双眼，抓住他的肚子，疼得龇牙咧嘴。“老天，这讨厌的癌症让人狗娘养地疼。”

　　“要我叫人吗?”我问。

　　“不，”他说，咬牙切齿地说，“过去了。”

　　卡尔把双手扭成一团，一动不动地躺着，直到他的呼吸恢复到平静、微弱但有规律的节奏。“你想知道真正的逆转吗?”他说。

　　“当然。”我说。

　　“花了那么多时间想死，尝试去死，而监狱让我想活下去。”

　　“你喜欢监狱?”我说。

　　“当然不，”他在疼痛中笑出声来，“没人喜欢监狱。但我开始读书、思考，试图理解我自己和我的人生。然后一天，我躺在铺位上，琢磨帕斯卡赌注。”

　　“帕斯卡赌注?”

　　“这个叫布莱兹·帕斯卡的哲学家说如果你可以选择信上帝或不信上帝，最好信。因为如果你信上帝而你错了——呃，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你死后进入宇宙的虚空。但是如果你不信上帝而你错了，那么你将永远待在地狱，至少依据某些家伙来说是这样。”

　　“算不上信教的理由。”我说。

　　“根本算不上，”他说，“我周围有成百上千人等待着他们生命的结束，等待着死后更好的世界。我也一样。我想相信在彼岸有更好的东西。我在监狱里消磨着时间，等待着那个渡口。就在那时我脑子里闪出了帕斯卡赌注，出现了一点小转折。要是我错了呢?要是没有彼岸?要是，在万古的时间长河里，我只有这唯一一次生命，我应该如何度过?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这就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