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我爸爸死了，”他说，“你听见了吗?这件事他妈的跟你无关。”

　　“滚你妈的蛋。”我从嘴中吐出血来，“你杀了你爸爸，因为你他妈的疯了。你强奸并杀死了你妹妹，因为你他妈的疯了。看到联系了吗?”

　　他用另一只脚踢我的脸。

　　“我敢说你在想为什么我没有直接毙了你。”他说。

　　“我想过。”我含糊说道。我能感觉一颗牙齿在我嘴巴里滚动。我再次吐出来。

　　“你将看着我，”他笑道，“我要强奸你的小女朋友，你看着。你会听见她尖叫并且哀求，就跟她们一样。”

　　我抬起头，我的视线模糊，我的耳朵由于他的踢打仍然嗡嗡响。

　　“哦，对了，乔，”他说，“还有其他的。”他走向莱拉，用双手抬起她的下巴。她的两边脸颊上有红一块青一块的瘀伤。她看上去虚弱无力。他把手滑过她的脖子，抓住她运动衫的拉链，拉开。

　　我努力挣脱脖子上的皮带，拉扯着厚皮革，想拉长它、弄断它，或者把栅栏桩从地上拔起来，可它一动也没有动。

　　“你逃不了，乔，别把自己弄伤了。”他把手放在她的胸部，她恢复了知觉，仿佛从昏睡中醒来。她试图扭动身体摆脱他的手，系着她的绳子让她反抗无效。她试图用膝盖踢他，但她太虚弱，没有什么作用。他狠狠地击打她的肚子，把她胸中的空气掏空。莱拉喘不过气来，奄奄一息。

　　“几分钟后一切都将终结，你们会葬身于绚丽的火焰中。”他润了润嘴唇，凑近莱拉，伸出一只手来解开莱拉裤子上的扣子，同时把枪向她的身体上部移动，枪口擦着她的身体轮廓，在她的胸部停了一秒钟。他把枪口滑动到她的喉咙、她的脸颊、她的太阳穴。

　　他的身体稍稍倾斜，仿佛他会舔她的脸或者咬她，但他停了下来，因为用一只手不大容易解开她的带子。他往后退了一步仔细看了下搭扣。这么做时，枪口一瞬间向上歪，离开莱拉的头。

　　突然，从林木线传来一连三声枪响。第一颗子弹打中了丹·洛克伍德的左耳，从右耳出来，溅出一片血、骨头和脑浆。第二颗子弹划破他的喉咙，带来类似的结果。在第三颗子弹撕裂开他头骨旁的假牙前，洛克伍德就死了。他倒在地上，只是一摊肉和组织。

　　麦克斯·鲁珀特从林木线的幽暗处走出来，枪仍然指着之前是丹·洛克伍德的那堆废物。他走过来，踢尸体，让他翻过身来，洛克伍德的眼睛茫然地盯向天空。又有两个人从幽暗处出来，他们是警长的副手，两人穿着棕色的冬大衣，左翻领上戴着徽章。

　　一个对别在肩上的无线电麦克风说话，地平线亮起红色和蓝色，似乎警官召来了他的私人北极光。很快警车的灯光出现了，警报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

　　[1]白噪声：指功率谱密度在整个频域内均匀分布的噪声。从我们耳朵的频率响应听起来它是非常明亮的“咝”声。

　　尾 声 平静的葬礼

　　一

　　谷仓的枪战成为了新闻，并且滚起了雪球。媒体想要知道为什么一个来自艾奥瓦的男人头部中了三枪，为什么当地的两位大学生在现场。为了证明开枪射击合乎情理，以及麦克斯·鲁珀特并没有做错，当局尽快细化了莱拉和我发现的东西。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不仅重新审理克丽斯特尔·哈根的谋杀案，还递交到了上层。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发布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时，他们肯定莱拉破译了代码，确认了在20世纪80年代克丽斯特尔及其家庭成员叫丹·洛克伍德为DJ。

　　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明尼苏达刑事局证实在克丽斯特尔·哈根指甲盖下面找到的DNA属于丹·洛克伍德。不仅如此，刑事局在联合检索系统——国家DNA数据库中验证洛克伍德的DNA图谱时，他们得到了一个结果。洛克伍德的DNA与艾奥瓦达文波特一桩案子的图谱匹配，在那件案子中，一个年轻的女孩被强奸并杀害，她的尸体在一个烧毁的谷仓的瓦砾中被发现。当局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来宣布丹·洛克伍德很可能在1980年杀死了克丽斯特尔·哈根，如今差点杀了两个大学生，要不是鲁珀特开枪击毙了他。当局和媒体一致赞扬麦克斯·鲁珀特，视他为一个英雄，为他杀死了洛克伍德，拯救了不愿透露姓名的明尼苏达大学学生的性命——他们很可能成为他的下一个受害者。

　　有个记者得知了我的名字，也知道鲁珀特枪击洛克伍德时我在现场。她给我的病房打电话问了我一些问题，称我是个英雄，说了很多恭维话。我没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我差点让莱拉丢了命。我告诉那位记者我不想跟她谈，让她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我的教授们全都准许我延期进行期末考试和提交学期论文。我接纳了他们的好意——除了我的传记课。莱拉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拿到了医院，我在床上撑着坐起不停打字。莱拉还每天带杰里米来医院看我。那天晚上她在急诊室待了几个小时，医生们给她做了检查，只是脸上和身体上有瘀伤，手腕上有绳子勒的擦伤，然后她就出院了。之后她在我公寓的沙发上就寝，杰里米睡在另一个房间。

　　医生们让我在医院待了四天，在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我出院了，带着一瓶止痛药和一副拐杖。到他们允许我出院时，为卡尔·艾弗森所写的传记，我写下的页数是要求的两倍。我已经完成了作业，除了最后一章——卡尔的官方无罪声明。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桑登教授在医院休息室跟我见了面。他穿过房间来跟我打招呼，似乎上气不接下气，笑得就像他刚刚抽彩中奖。“圣诞快乐。”他说，递给我一份文件：底部有印章的法院命令。

　　读到标题中的正式措辞时，我的脉搏加快：

　　明尼苏达州，原告vs卡尔·艾伯特·艾弗森，被告。

　　我一行行往下读，直到桑登教授打断我，翻到最后一页，指向这一段：

　　特此命令对卡尔·艾伯特·艾弗森于1981年1月15日由陪审团裁定并于同日做出宣判的一级谋杀罪，全部撤销，该被告的民事权利自此命令签署后即刻得到完全恢复。

　　这一命令是由一位地方法院法官签署的，日期就是当天上午。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说，“你怎么——”

　　“有政治意愿时，你能完成的事情是惊人的，”桑登教授说，“枪击事件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新闻，县检察官自然乐意加快事情的进程。”

　　“这也就是说……”

　　“按官方说法，卡尔·艾弗森完全无辜。”桑登说，笑逐颜开。

　　我给维吉尔·格雷打了电话，请他当天跟我们一起去看望卡尔。珍妮特和洛格伦太太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卡尔的房间。我本想给法院命令镶个框又否定了这个主意，因为这并不像是卡尔想要的。我只是把文件递给他，解释了它的含义，解释说在世人眼中现在是官方承认的——他没有杀克丽斯特尔·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