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了查理的病人，专属病人。不会有什么仲裁会干涉查理的治疗，没有充满反对意见的投诉信。事实上，他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了，他可以随时拿出个注射器往亨利先生的输液袋里打上一管子胰岛素。这次注射的不是很多，就是一般剂量，但也足以让亨利先生在1998年5月6日查理值夜班期间发生糖尿病式休克。这次用药的结果暴力得令人难以想象，查理让一个脖子已经断掉的老人经历了一次暴风骤雨般的癫痫发作。当天晚上，弗兰西斯·亨利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到了第二天早上，查理的“诊断”立刻得到了验证，亨利果然是需要在医院里待着的人。又过了几天，亨利被医院送回了疗养院，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三天之后，5月13日，查尔斯·库伦向银行申请了破产。

　　亨利先生的死亡并不是悄无声息的，随之而来的怀疑也注定无法避免。查理知道这次肯定还会是自找麻烦。公会展开了内部调查，并且在亨利先生的血液中发现了大量从体外注入的超出常规剂量的胰岛素。在亨利先生的医疗图表里压根儿没有胰岛素的影子—给他开出的所有药物中都不含一点儿胰岛素，而在那些记录的表格里也没有显示有任何员工曾经给他注入过胰岛素。这样一个年老的、无法自由行动的病人完全不可能是自己嗑药过量。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后，这件事自然就被定义为医疗事故。查尔斯·库伦在疗养院工作的时候已经有过一些护理期间发生问题的不良记录了，他伸着脑袋，时刻等着头上那把摇摇欲坠的斧头砍下来。可这一次，公会竟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一名叫金佰利·派佩的高级护士，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亨利先生的死和派佩有联系的情况下，就解雇了她。派佩护士的律师立刻发起反击，成功阻止了这次毫无根据的错误指控，且将焦点转移到了这个看起来更为可疑的查尔斯·库伦护士身上，让护理之家公会对他的怀疑逐步加深。

　　据派佩的律师说，她曾经在亨利先生去世几天后，接受过上级护理主管的问询。“那个时候他们可对我没有一点儿怀疑。”派佩在诉讼中申辩道，“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确实或多或少指出过，我的同事查尔斯·库伦好像有点儿问题。”公会继续对派佩发起的诉讼提出强烈抗议，并完全否认他们曾经对查尔斯·库伦先生有过任何的怀疑和指控。后来，公会和派佩选择庭外调解，将这个案子不了了之。

　　很难确切地说为什么派佩成了这次的替罪羔羊，也许真的是个简单的误会，但无论怎么说确实有人毒死了亨利先生，而这个害群之马要么还在公会继续工作，要么就被转到其他医院去了。无论怎样，后来都没有以刑事案件的方式展开调查。公会及其母公司hcr庄园护理之家都佯装糊涂，好像压根儿没有意识到曾经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派佩和她的律师提出了高于5万美元的赔偿，但她最终得到的确切数额谁也不知道，反正是足够让她签署保密协议，永远封口了。

　　无论公会到底知不知道真相，反正他们还是把库伦转出了重症监护病房，给他重新安排了精神科的轮班岗位。很快查理发现，这边不少病人都充满活力，精力相当充沛。于是，10月1日这一天，库伦带着注射器跑到了一个老女人的房间，给她送去了医生没有开出的药物，这场混乱以病人断了手腕草草收场。在亨利先生去世5个月后，杀他的凶手终于被以未遵医嘱乱用药物的名义开除了。之后查理只在家里的沙发上蜷缩了两天，职介所就为他找到了一份新的护理工作，在放假期间得到替班兼职的机会总是很容易。

　　每年圣诞节到新年之间的这一周总是让查理倍感压力，但能穿上工作服还是很令他开心的。新的工作地点离公会的护理中心也就几公里远，是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伊斯顿医院。无论他们给他什么时间段的班岗，无论哪个病区手忙脚乱需要他的帮忙，他都非常开心。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在自己最喜爱最熟悉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加班、过夜，这是医院里唯一一个夜班时段频发死亡而不让人感到意外的地方。

　　起初，克里斯蒂娜·托特并没有过多注意这个拿着注射器乱晃的陌生男子。她甚至都不确定这人是不是护士，她唯一注意到的是这是个男人，一个为她父亲的生命负责、保证父亲多活一天的穿制服的陌生人。老爸奥特玛·施拉姆一年前开始中风，他的血栓在体内随处可见，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尽管现在他没法像以前一样自己穿袜子，没法上台阶;尽管他经常被各种不知名的管子和电线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他依旧还是那个爸爸。克里斯蒂娜安慰自己，老爸奥特玛是个很实际的人，对于遭受几年前折磨自己和其他几个老伙计的病痛和屈辱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年龄大了，难免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要有存款，有活下去的信念，就可以，毕竟老爸现在被伊斯顿医院的专业人士照顾着。

　　克里斯蒂娜记得那个男人跟她说要把她父亲带出去做“一些检查”，而那个注射器，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有什么不测，可以立刻急救”。虽然克里斯蒂娜坚信自己的父亲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自己毕竟不是专业人士，那种情况下，还是乖乖接受比较好。

　　克里斯蒂娜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是在第二天早晨的探访时间，那是1998年12月29日，他看起来糟透了，比当初送来伊斯顿医院的时候还要糟糕。14据医生说，施拉姆先生这次病情的突然恶化跟他的中风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发生了血压下降、心律不齐的情况，而且似乎越来越严重。克里斯蒂娜甚至做好了迎接父亲去世的心理准备。但就在第二天，好像发生了什么医学奇迹一般，早上她再看到自己父亲的时候，病情已经完全稳定。事实上，他们告诉她，施拉姆先生已经好转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一天比一天健康，每日的探访成了克里斯蒂娜最开心的事情。奥特玛的妻子和女儿几乎天天给他送来做好的饭菜和装着热水的保温瓶，他总是很高兴见到她们，甚至在克里斯蒂娜忙完这一切准备上班的时候，他可以放下盘子坐起来给她个幸福的吻。她开始慢慢让自己沉浸在希望的曙光当中，似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第三天下午，克里斯蒂娜·托特却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是父亲长久以来的主治医生罗伯特·西尔伯曼博士打来的。西尔伯曼告诉克里斯蒂娜，医院里有人—西尔伯曼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或是因为什么—给她的父亲安排了一系列未经授权的血液检查，而更奇怪的是经过检查，似乎奥特玛·施拉姆的血液中含有地高辛的成分，而医院从来没有为他开过相关的处方药。西尔伯曼说，在施拉姆的血液中所测到的地高辛浓度是“史无前例的”。他也没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保证会跟进此事，并且安排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给她回电话。就在第二天凌晨1点25分的时候，西尔伯曼医生再次打来电话，语气中充满了震惊，新的血检还在不停地进行，克里斯蒂娜·托特的父亲却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