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福克斯很疑惑。他在保密专线中的声音说明了这一点。

　　“追踪者，你是说，要让这个伦敦的帮凶和他在马尔卡的同伙之间多进行通信吗?”

　　“是这样。为什么这么问?”

　　“他已经把他在贝尔戈维亚晚宴上从一个半吊子律师那里听来的消息传给传教士了。”

　　追踪者仔细考虑着自己的回答。撒谎和“隐藏部分真相”——一名英国前内阁大臣曾这样说过，差别很微妙。

　　“看来达达里是那么说的。”

　　“英国人怎么考虑的?”

　　“他们觉得，”追踪者很真诚地说道，“这个混蛋坐在他位于伦敦的别墅里，给他在南边的朋友传递消息。顺便说一下，我的请求还是没有得到高层的许可吗?”

　　他想转移话题，不去讲穆斯塔法・达达里从伦敦以外发消息的事。这会儿达达里正在凯斯内斯，有三个前突击队员陪着看下雨呢。

　　“是这样，追踪者，由于奥珀尔还在那里，所以不允许进行导弹打击，不允许进行登陆攻击，也不允许从我们在摩加迪沙的驻地派直升机进行攻击。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起索马里灾难——一枚火箭弹打掉了三角洲部队悬停的直升机。你得再想别的法子。”

　　“好的，头儿。”追踪者答道，一边挂断了电话。

　　传教士是对的。他在基斯马尤用来秘密发送的电脑已经没有用了。但他不知道他在伦敦的盟友——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秘密的支持者——也已经暴露。他用蔬菜价格设计的密码所编辑的消息，也被破解了。所以他从马尔卡给达达里发送了一个要求，同样破坏了自己的安全。这个要求也被截听，并且破译了。

　　“杰克森中校?”

　　“是我，爱丽儿。”

　　“在马尔卡和伦敦之间有些奇怪的东西在传来传去。”

　　“你要知道，爱丽儿，是你在用达达里的名字发邮件。”

　　“是的。但马尔卡刚刚回复了。他问他的朋友借一百万美元。”

　　他早该料到的。自己的预算肯定能够支付得起。比起一枚导弹，这只是很少的一个数额。不过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呢?

　　“他说了他想怎么给他钱了吗?”

　　“叫什么德哈比希尔[54]。”

　　追踪者一个人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点点头。他知道那是什么。巧妙、安全，几乎无迹可寻。一种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借贷体系。

　　搞恐怖主义是要花钱的，很多钱。那些人体炸弹一般都是孩子，在他们背后操纵的，通常都是不想死的成年人。这些人的背后，是那些戴着戒指的谢赫们。谢赫们的背后是那些出资人。这些出资人表面上常常都过着体面的生活。

　　对反恐怖主义机构来说，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是块宝地，可以通过那些提供资金的账户的操作追踪纸质的记录。因为资金的转移一定会留下纸质的凭单。可那些汉地人不这样做。在中东，这个系统可以追溯到好几世纪之前。

　　它的起源是因为，在过去，如果没有一小支军队护卫，带着钱财穿过到处是土匪的地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汉地人在A国家收取资金，然后授权自己的表亲向B国的受益人支付同样的数额，并扣除相应的手续费。不需要现金在边界上往来，只需要打个加密电话或者发个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德哈比希尔1970年成立于索马里的布尔奥，现在的总部在迪拜。在索马里语中，它的意思是“炼金厂”，成千上万在异国他乡工作的人把自己挣的钱通过它寄给自己祖国的家人。大多数的索马里移民社区都在英国，所以它在伦敦有很多办公室。

　　“你能破解进入达达里的银行系统吗?”追踪者问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中校。给我一天时间好吗?”

　　爱丽儿回到他的电脑屏幕前，进入一种至高的愉悦中。他开始翻查这个巴基斯坦大亨的支付事项，还有他完成购买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系列离岸账户，其中最主要的在开曼群岛。那个账户有非常复杂的防火墙保护，技术十分先进。这个十几岁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待在弗吉尼亚的阁楼里，十个小时就渗透进去，给达达里的伦敦个人账户转了一百万美元。离开的时候，除了像达达里自己之前所做的那样做了个合法性确认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钱款从伦敦的一家银行正式转到了德哈比希尔的伦敦办公室。随款送达的，还有传教士之前在邮件里列示的受益人的具体情况。爱丽儿收到邮件后就进行了解码。索马里的金融经纪人提醒说，这么一笔数额的美元在索马里境内需要三天才能凑齐。是的，他们在马尔卡有一家分号。

　　米德堡和切尔腾纳姆对着伦敦那台计算机进出的通信进行了截听，还做了记录。不过他们的情报也仅限于推测，这是达达里发送和接收的。

　　“贾玛，我有个任务给你，需要非常小心。因为要打交道的都是索马里人，所以这件事必须由索马里人做。”

　　西方国家所有的先进技术也没法监听信使。奥萨马・本・拉登十年来，根本没有住在山洞里，而是在一连串的安全隐蔽处。他和全世界的支持者联系从来不用手机，也从来没被监听到。他就是用的信使。他最后用的信使就是库威迪。库威迪暴露后，被全世界追踪。跟踪他的人最终跟到了阿伯塔巴德镇的一处建筑物。

　　传教士让贾玛站在自己面前，用阿拉伯语把消息念给他听。贾玛在脑子里把它翻译成索马里语，反复念诵着，直到一个字不差。他带了一名巴基斯坦保镖一起离开了。

　　他还是开轻卡，两天前正是这辆皮卡车让他把伦敦来的消息从基斯马尤带到了这儿。高空中，外国势力目睹他装上了另外五加仑塑胶油罐。

　　坦帕郊外地堡里的人看到他们给燃料罐盖上油布，不过这只是普通的预防措施。两个人钻进驾驶室。既不是包得严严实实的传教士，也不是那个戴着红色棒球帽、身材苗条的年轻人。皮卡车离开了，转向基斯马尤，朝南开去。车子离开了全球鹰的视野时，全球鹰又被指示继续监视那座建筑物。然后皮卡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把油布取下，把驾驶室的顶部刷成黑色。这样伪装之后，又开了回来，绕过马尔卡往西，然后再往北。太阳落山的时候，它来到摩加迪沙飞地边上，继续朝邦特兰开去。那里有数不清的海盗窝。

　　路上到处是车辙印儿，坑坑洼洼的，还常常驶过满是锋利石头的沙漠。他们加油，换轮胎;换轮胎，加油。开了两天，来到了加拉阿德。

　　“加里斯先生，是我。”

　　阿里・阿布迪从加拉阿德打电话来，看起来他很兴奋。加里斯・伊万斯则既疲惫又紧张。这些海盗对时光流逝或是快点解决问题完全没有最起码的概念，无休止地和他们谈判，对欧洲人来说这十分消耗精力，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就是为什么顶尖的人质谈判专家数量非常少，报酬也很高。

　　伊万斯也一直受到来自哈里・安德森的压力。安德森每天至少打一通电话过来询问自己儿子的消息。伊万斯试图解释说，伦敦方面要是表现出即使是些微小的着急迹象，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会比现在的境遇糟糕十倍，更别说露出绝望的迹象了。瑞典的百万富翁毕竟是个商人，所以起码他有一半是接受这个逻辑的。不过他也是一名父亲，所以电话永远响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