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薇亚站起身，示意他可以独自一人吃完他的面包。

　　“在这件事上，你完全有绝对的优先权，安德鲁，我百分之一百地需要你。你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没有更多了。”

　　安德鲁望着他的上司走出咖啡厅。他忽然想到两件事。奥莉薇亚的威胁可以完全无视，他知道自己月底会飞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在那里完成调查。奥莉薇亚在谈话中曾经截住他的话，有两次机会他应该在说话前好好想想，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情是她很急迫地想知道但还不知道的。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将增补版的报道交给她的，无论是在这次的生活中，还是在上次那段在河滨公园结束的生活里。另一方面，他很肯定之前他从未与奥莉薇亚有过这次谈话。

　　回到办公室后，安德鲁想自己前天晚上也许不应该打弗雷迪·奥尔森耳光。从今往后，他应该更加警惕，尽量不要改变某些事情的进程。安德鲁利用休息时间去麦迪逊大街逛了逛，他在一家首饰店的橱窗前停下脚步。虽然他在经济上还不是很宽裕，但他这次的求婚行为要比第一次有更充足的动机。他觉得自己在马里奥特酒吧跪下求婚时没有呈上这个小首饰盒实在是太可笑了。

　　他走进店内，仔细地打量着橱窗。他的态度应该更明确些，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容易地改变事情的进程。虽然生活自有其不能轻易改变的秩序，但安德鲁很容易地在其他十个戒指中认出瓦莱丽日后在他们一同来买戒指时选的那个。同时他也毫不怀疑那时的戒指并不是在这家店里买的。

　　他很清楚地记得戒指的价格。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当店主试图令他相信这个戒指价值标价的两倍时，安德鲁口气肯定地反驳道：“戒指上的钻石还不到0.95克拉，第一眼看上去尽管很璀璨，但是它的样式老旧，而且里面所含的杂质也说明它的价值不会超过您要价的一半。”

　　那时当他和瓦莱丽来买戒指的时候，安德鲁只是用店主自己的话反驳了他。这一幕他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瓦莱丽的反应令他很感动。他等待着她挑一枚质量更好的戒指，但是瓦莱丽将戒指套上手指试了试，却对店主说她觉得这戒指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想可能只有两种解释，”安德鲁接着说，“要么你在看标签的时候看错了，这我不怪你，标签上的字细得和苍蝇腿一样，要么你打算敲我一笔。你的行为令我很想写篇报道来揭露首饰店的欺诈行为，这可真是遗憾呢。我和你说过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吧?”

　　店主重新看了一眼标签，皱了皱眉头，困惑地承认的确是他弄错了，这枚戒指只值安德鲁所说的价。

　　交易圆满完成，安德鲁离开麦迪逊大街，上衣口袋内装着那个可爱的小首饰盒。

　　他这天买的第二样东西是一把复合小挂锁，他打算用它把自己的抽屉锁起来。

　　第三样是带橡皮筋的鼠皮缎笔记本。这个本子和采访调查无关，他要用它来记录另一桩关于他自己的调查活动：在五十九天内，找出谋杀他的凶手的身份，并阻止他达到目的。

　　安德鲁走进一家星巴克咖啡馆。他买了点儿吃的，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他在脑海中思索着所有可能想要他命的人。这样的思索令他很不舒服。他的生活究竟有多失败，才要进行这样的清算?

　　他写下了弗雷迪·奥尔森的名字。人们永远不知道办公室同事能把事情做到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嫉妒会将他带向哪里。安德鲁想令自己放下心来，奥尔森只是个软蛋，而且在上一次的生活中他也从未真的干过些什么。

　　只是在关于买卖儿童的报道后，他收到过几封恐吓信。他的报道显然打乱了某些牵涉其中的美国家庭的生活。

　　孩子是神圣的，全世界所有的家长都会这样说，他们可能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甚至要杀人。

　　安德鲁自问，要是他收养了一个孩子而有记者揭露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买卖儿童的交易，他的孩子可能是被人从他的亲生父母那里偷来的，那么他自己会怎么做?

　　“我可能到死也会怨恨这个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的家伙。”安德鲁咕哝道。

　　如果由于报道公开而知道自己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真相，那么身为父母还能做些什么?是让彼此心碎，将他送还给原来的家庭?还是生活在谎言中，等到他成年后指责你居然对这样的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多少美国父母陷入了这样痛苦的境地?但是在他的职业中，只有事实有话语权，他的工作就是要揭露真相。

　　他划去了笔记本上奥尔森的名字，记下要重读三封匿名信的任务。

　　然后他开始考虑新的阿根廷之行。1976—1983年的专制统治者毫不犹豫地派遣刺客前往外国谋杀所有反对自己的异见分子以及可能会揭露其罪行的人。虽然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但是某些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

　　他在那里的调查所触动的利益方也绝对不止一方。假如军方过去的成员，例如ESMA3的负责人，将那些秘密失踪的人关在某处的秘密集中营中折磨或者残杀，这多少都是有可能的。

　　在他的另一个笔记本上，安德鲁写下他在第一次调查时开始怀疑的人的名单。显然，第二次旅行中获取的材料还没有出现在这里。当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时，他会更加小心的。

　　“就像往常一样，你只想到自己的工作。”他一边翻过笔记本，一边压低声音对自己说。

　　那瓦莱丽的前男友呢?她从来没有提过他，两年的共同生活，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抹去的。一个家伙如果被别人抢走了女友，他行事很可能会直接诉诸暴力。

　　在脑海中搜索所有可能要取他性命的人，安德鲁胃口全无。他放下碟子站起身。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他翻着口袋里的首饰盒，试图把刚刚在脑海中冒出的一个假设压下去。

　　瓦莱丽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你就真的这么肯定吗?”他潜意识里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好像一阵恶风让他的血液凝固了。

　　他复活后第一周的周四——每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法时都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安德鲁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敲定了这次旅行最后的细节问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更换旅馆的决定，毕竟在那里他遇到了某些对他的调查而言至关重要的人和事。

　　吧台的女侍者，一个叫玛丽莎的姑娘，告诉他一家咖啡馆的地址，人民革命军(ERP)的旧成员以及从监禁中心里活着出来的蒙托内罗斯组织4成员们常在那里聚会。他们人数很少。她还介绍他认识了五月广场母亲中的一位，她们的孩子被军队的突击队绑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女性无视专制政权，十几年如一日地举着贴有失踪孩子照片的标牌在五月广场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

　　玛丽莎性感得要命，安德鲁无法对她的魅力无动于衷。阿根廷女子的美貌果然名不虚传。

　　11点的时候西蒙打电话约他一起吃午饭。安德鲁不记得这个约会了。也许他们对话的内容要等吃饭的时候他才会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