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重来
“我到底对你做过什么,卡佩塔先生?”
“你是在假装不知情,还是你是个白痴?”
“也许两者都有。”
“你家的看门犬刚刚是说一袋还是一罐芥末?我不记得了。”
“一袋,我想。”
“你彻底毁了我的生活,”卡佩塔说着又开始继续写,“这样说够了吗,还是说你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卡佩塔抬起头看着安德鲁。
“你当然是想知道细节了!我有两个孩子,斯迪曼先生,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山姆和蕾艾。山姆的降生给我妻子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麻烦。医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有其他孩子了。但我们一直希望山姆能有一个小弟弟或是小妹妹。波琳娜,我的妻子,是乌拉圭人。对她来说,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她也是一位老师,主要教授历史,她的学生年纪要小很多。当我们最终确认确实没有希望为山姆多添一个弟弟或妹妹时,我们开始考虑办理领养手续。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类程序有多漫长烦琐。一些家庭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前不得不等上好多年。我们得知在亚洲某些国家,每年都有数量不少的弃婴。
“这些为数不少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就注定是被送往孤儿院的围墙内,接受有限的教育,去过一种没有多大希望的生活。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愿意相信我们遭遇的不幸不过是主的安排,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睁眼看到他人的不幸,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的父母。通过当局的相关部门,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世界上最合法的部门,我们最终幸运地完成一切手续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接受了美国政府部门的调查,然后获准收养这个孩子。我们付给孤儿院五千美元的费用,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山姆出生以来最大的幸福。我们在2010年5月2日前往当地迎接蕾艾。根据我们收到的文件证明,她那时正好两岁。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带着蕾艾回去时山姆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得快发疯了。在这一年中,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家庭。当然,一开始抚养蕾艾并不容易。她不停地哭泣,害怕一切,但是我们给予她的爱和柔情终于让她在几个月后开口叫了爸爸妈妈,她给了我们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你请坐吧,”卡佩塔回头对皮勒格说道,“我可不喜欢你站在我身后。”
“我是不想打断你。”
“但你还是打断我了。”卡佩塔回答说。
“请继续说吧,卡佩塔先生。”安德鲁请求道。
“去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照常乘公共汽车回家,就像每天傍晚一样。我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和往常一样开始阅读晨报。
“那天晚上,不用我告诉你是哪天,不是吗,斯迪曼先生?我的注意力被一篇关于买卖儿童的报道吸引住了。你的报道相当犀利,斯迪曼先生,尤其是当你写到那些母亲被人夺去她们在世上最珍爱的东西——她们的孩子时那种生无可恋的心情。‘她们等待死神降临的样子仿佛是在等待一位朋友来访。’这是您的原话。我不是轻易动容的人,但是在阅读这篇报道时我泪如雨下,斯迪曼先生,我流着泪叠起报纸,当晚拥吻我的女儿后我也是流着泪入睡的。
“我立即想到她可能也是这些被夺走的孩子中的一员。时间、地点、交给孤儿院的手续费,一切都是吻合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但之后的几周里我更想假装从未读过这篇报道。如果一个人的信仰是真诚的,它便不会允许你有违自己的人格。我们必须在主面前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因为那是主在赐予我们生命时一同赐予我们的。有时只是一瞬的游移、软弱、残忍,我们便会永远地丧失自己的尊严。一些信徒害怕死后的地狱深渊,而我,作为神学教授,这种想法只会令我发笑。地狱就在我们身旁,当人们失去作为人的理性时,地狱的大门便在他们的脚下打开。这些想法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我怎能成为同谋,怎能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当我知道在世上的某个地方蕾艾的亲生父母正在绝望地哭喊着她的名字时,我又怎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听蕾艾叫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只是想将我们所有的爱给予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小姑娘,而不是成为一对窝藏偷来的孩子的父母。
“在负罪感的驱使下,我最终将这一切告诉了我的妻子。波琳娜什么都不想听。蕾艾是她的女儿,当然也是我的女儿。蕾艾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她在这里可以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未来。而在大洋的彼岸,她的亲生父母可能无法满足她的温饱、保证她的健康。我至今还记得我和波琳娜之间的一次激烈争吵。我反驳她的逻辑,按照她的说法,那么世上所有穷人的孩子就都可以随便抢夺!我对她说,她的话毫无道理,她也无权这样想。那时我深深地伤害了她,关于蕾艾的讨论就此彻底结束了。
“就在波琳娜试图将生活扳回正轨时,我开始进行我自己的调查。学校的几位亚洲同事很钦佩我的勇气,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有力的帮助。一封信接着一封信,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最后所有的信息都汇总到我这里。我很快便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蕾艾是十五个月大的时候被人从她父母身边带走的。关于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2009年8月,一小队腐败的警察闯入好几个小村子强行带走了一些年幼的孩子。当他们赶到的时候,蕾艾正在家门口玩耍。警察们便在她母亲的面前抢走了这个孩子,她的母亲赶来阻拦,被他们一下子推倒在地。
“我必须感谢一位任教于学校东方语言系的同事,威廉姆·黄,他有一些有力的关系。我将蕾艾的一张照片交给他,他回国归来之后给我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高层派出的警察已经逮捕了参与这起事件的犯罪分子,他们也找到了蕾艾的亲生父母。他们住在距离那所孤儿院一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
“去年12月初,山姆和他母亲一起回乌拉圭探望他的外祖父母。正好就剩下我和蕾艾在家。从我的同事回国之后这件事情的真相便已毋庸置疑,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我开始安排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件事。
“我妻子和儿子动身之后的第二天,蕾艾便和我乘飞机去了她的出生地。鉴于蕾艾的出生地和我此次旅行的动机,我们毫不费力地拿到了签证。政府高层派出的官员在机场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前往蕾艾出生的村庄。
“你无法想象,斯迪曼先生,在这二十五个小时的旅程中我的内心是如何煎熬。许多次我好想直接掉头回去,当蕾艾冲我微笑,当飞机座椅后背的小屏幕播放的动画片让她惊讶不已,当她喊我爸爸,问我现在我们是要去哪儿的时候。飞机降落的时候,我把真相告诉了她。我告诉她我们现在要去她的出生地,我在孩子的目光中看到了惊讶和喜悦交织的神情。
“随后我们便到了她的家乡。那里离纽约很远,街道都是土路,很多石块搭建的房子还没有通电。那里的一切都令蕾艾惊讶,她抓着我的手,高兴得叫喊起来。当我们四岁的时候,我们眼中的世界总是美妙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