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敲了一家农户的门，一个男人赶来开门。当他看到蕾艾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的目光交会，他立刻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他的眼里满含着泪水，我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蕾艾打量着他，心里可能在想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就能让这位先生哭泣呢。这个男人转过身，喊着他妻子的名字。在我看到他妻子的那一刹那，我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她和蕾艾是那么像。蕾艾简直就是她母亲的一个缩小版。你曾凝视过春天的大自然吗，斯迪曼先生?我们有时竟会怀疑冬天仿佛从未存在过。这个女人的脸庞是我这一生中所见过的脸庞中最纠结的。她跪在蕾艾面前，浑身颤抖，向孩子伸出手去，生命中最不可摧毁的力量令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蕾艾一点儿都不害怕，一点儿都不犹豫，就向她的母亲迈出了一大步。她把她的小手放在她母亲的脸庞上，抚摸着她的脸颊，好像想认出那个将她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模样。然后她用双手抱住了她母亲的脖子。

　　“这个女人是如此瘦弱，但她一把将她的女儿从地上抱起，让女儿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子。她哭泣着吻着她的孩子。这时她的丈夫也慢慢走过来，张开双臂将她们一同搂进自己的怀里。

　　“我在那里和他们待了七天，在这七天之中蕾艾有了两个父亲。在这短短的一周中，我慢慢让蕾艾明白现在她已经回到了自己家中，她的生活应该是属于那里的。我向她保证我还会回来看她的，以后有一天她也可以飞跃重洋来美国看我们……这是一个虔诚的谎言，但是我实在无法想出别的方法，我已用尽全力。

　　“我们的向导也是我们的翻译，他明白我的处境，我们两人曾聊过许久。第六天的晚上当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哭泣的时候，蕾艾的父亲走近我的床边，他邀请我跟他走。于是我们走出家门，来到外面，天气很冷，他为我披上一块毯子，然后我们坐在房前的台阶上，他将一支烟递给我。我不抽烟，但那个晚上，我接受了。我希望烟草的味道能让我忘却心中的痛苦。第二天，我们和向导商量好下午就走，就在蕾艾睡午觉的时候。我没法儿和她当面说再见。

　　“午饭之后，我最后一次送她上床睡午觉，我对她说了许多爱意满满的话，告诉她我要去旅行了，告诉她她会很幸福的，告诉她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的。她在我怀中睡着了，我最后一次吻了吻她的前额，闻闻她身上的气味，这气味是我到死都不会忘记的。然后，我就动身离开了。”

　　约翰·卡佩塔从口袋中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将它折好，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讲他的故事。

　　“在离开纽约的时候，我曾给波琳娜留下一封长信，在信里我把自己想做的一切都向她坦白了，我对她说由于我们意见不一致，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做。我告诉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一定可以通过这次艰难的考验。我请求她的原谅，请求她想想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有怎样的未来等待着我们。难道我们就可以看着我们的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慢慢长大，天天害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吗?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想弄明白自己的身世之谜的。而那些弄不明白的人则会终生受到这个问题的折磨。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们又该如何向她解释呢?告诉她我们其实一直知道如何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告诉她我们是导致她骨肉分离的间接帮凶?告诉她我们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爱她?我们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那时她必然彻底和我们断绝关系，而她再想和她真正的亲人相认已为时太晚。

　　“我在信里告诉我的妻子，我们收养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等她长大成人后再一次成为孤儿的。

　　“我的妻子非常疼爱我们的女儿，对她视如己出。这种爱意并非出自基因的联系。那时她们只分离过一次，就是当波琳娜带山姆去乌拉圭的时候。

　　“您可能会觉得我就这样将她们粗暴地分开，实在是君子不齿的行为。但是，斯迪曼先生，就在蕾艾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时候，她的口中一直重复着一个词，那时我们以为这只是婴儿口齿不清的呢喃而已。她整天一边望着门，一边哭喊。等我后来向我的同事询问时才明白，她每天哭喊的那个词就是“妈妈”的意思。蕾艾喊了几周她的母亲，而我们根本不明白。

　　“我们和她一同生活了两年，也许等到她七八岁的时候，或者更小一点儿也有可能，她会将我们彻底从她的记忆中抹去。而我，即使我能活到百岁，我也不会忘记她的面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仍会记得她的音容，我仍闻得到她圆乎乎脸庞的味道。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即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她并不是我的孩子。

　　“等我回到家时，我发现整个公寓都空了。波琳娜只留下了我们的床、餐桌和一把椅子。一件玩具都没有留在山姆的房中。而在餐桌上，就在我留下信请求她原谅的位置上，她用红墨水写下了‘永远不会’。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否离开了美国，不知道她是否带着我们的儿子回到了乌拉圭，或者她只是搬到了美国的另一个城市。”

　　三个男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你去警察局问过吗?”皮勒格问道。

　　“问什么?告诉他们我带走了我们的女儿，而我妻子为了报复我则带走了我们的儿子?然后请求警察逮捕她?再等警察找到她后，让法官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儿子送去寄养家庭，让他等待关于他未来命运的判决?不，我不会这样做的，每人都有自己应承受的痛苦。你瞧，斯迪曼先生，绝望有时会转化为怒气。我毁了你的车、我的家庭，还有我的生活。”

　　“我很抱歉，卡佩塔先生。”

　　“你现在当然会感到抱歉，因为此刻的你正为我的痛苦而深感同情，但是，到明天早晨，你就会对自己说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在做你分内的事，你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骄傲。你的确报道了真相，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斯迪曼先生。”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在你的报道中，你写到有五百个美国家庭，也许甚至可能是一千个美国家庭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这桩案件。在你发表你的报道前，你可曾考虑过这可能会导致它们陷入怎样不幸的悲剧吗?”

　　安德鲁垂下了目光。

　　“和我想的一样。”卡佩塔叹了口气。

　　随后他将刚刚写下的东西交给了皮勒格。

　　“这就是你要的那个愚蠢的听写结果。”

　　皮勒格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封恐吓信的复印件——安德鲁已经将它们从报社保卫处取回来——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字迹不符，”他说，“不是出自同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卡佩塔问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过三封死亡恐吓信，我想确认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