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想这对我们要解决的事情没有什么帮助，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事情告诉你，如果我不想错过我的飞机的话。”

　　“你又要走了?”

　　“我不能永远留在纽约呀，而且你很快也要离开这里了。旧金山肯定没有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有异国情调，但那是我的家。我的妻子正在等着我，她很想念我的唠唠叨叨。”

　　“你在芝加哥得到了什么消息?”

　　“这位卡佩塔夫人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乌木般的眼睛，她的目光能令人沉溺其中。卡佩塔先生要找到她应该不太麻烦，她甚至都没有更换身份。她和她的儿子一起住在离那个邮局只隔两条街的地方。”

　　“你和她谈过了吗?”

　　“没有，好吧，有，但和我们的事情没有关系。”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假装自己是个慈祥的爷爷，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呼吸新鲜空气，我告诉她我的孙子和她的儿子同岁。”

　　“你已经做爷爷了?”

　　“不，我和娜塔莉认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没有孩子。但是我们有个可爱的小侄子，是那位我和你提过的神经科医生和她的建筑师丈夫的儿子。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他今年五岁，在我妻子看来我们都有点儿糊糊涂涂的。好了，别再问我的生活，不然我真的要赶不上飞机了。”

　　“那你为什么要故意装出偶遇的样子，如果你没有打算真的询问她的话?”

　　“因为就算是询问人也有不同的方法。你想我对她说什么?亲爱的夫人，趁着你的孩子正在沙地上玩耍，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否有计划在下个月刺杀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吗?我更愿意逐渐获取她的信任，为此我在这个公园里花了整整两个下午和她东拉西扯地闲聊。她是否有能力实施谋杀计划，老实说，我完全不知道。但毫无疑问，这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她的目光中有某种可以让人全身血液凝固的东西，我觉得她聪慧得可怕。但我还是很难想象她会愿意冒着和她的儿子分开的风险来刺杀你。即使有的时候有人能够确保自己无懈可击地犯罪，但是他们还是无法完全避免被发现蛛丝马迹的可能。最令我困惑的，是当我问她是否已经结婚的时候她那种镇定自若的神态。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她的丈夫和女儿已经在一次国外旅行途中丧生。如果我没有遇到过卡佩塔先生的话，我应该会毫不怀疑地相信她。从旧金山回来之后，我又利用我在纽约的人脉关系，继续调查在嫌疑人名单上的其他人。包括你的妻子和你的女上司，虽然我想这个举动可能会激怒你。等我有了新的消息，我会再和你联系的。如果有必要的话，等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的时候，我会再乘飞机来纽约见你，只是这次，必须得由你来支付机票了。”

　　皮勒格递给安德鲁一张纸，然后站起身。

　　“这是卡佩塔夫人的地址，由你来决定是否要将它交给她的丈夫。请多保重，斯迪曼，你的故事是我在职业生涯中所听过的最疯狂的一个，我预感到有些不妙的事情就要发生，我有些担心呢。”

　　回到报社之后，安德鲁在电脑前坐下。电话机上有个红色的小灯闪烁着，显示语音信箱中又有一条新的留言。是玛丽莎的留言，她是安德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下榻酒店的酒吧服务员，她留言说自己有消息要告诉他，请安德鲁收到留言后尽快和她联系。安德鲁觉得自己记得过去的这次谈话，尽管时间和事件已经在他的记忆中开始混淆。毕竟当人们第二次经历同样的事情时，要想清楚地记住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容易。安德鲁俯身在抽屉里翻找自己的笔记本。当他打开挂锁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密码锁的数字不再是他生日日期的前三位了。然而按道理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意味着有人已经动过他的东西。安德鲁探头往旁边看了一眼，奥尔森的办公桌边没有人。他急忙把笔记本翻到本来应该记录和玛丽莎这次谈话的那页纸上，幸好他还什么都没有写，安德鲁舒了口气。他立刻拨了玛丽莎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玛丽莎的姑姑的一位朋友认出过去为军队服务的一位前飞行员，此人的种种情况与在专制时期名叫奥尔蒂斯的人很相近。他现在是一家皮革厂的老板，为众多皮具生产商提供精美的皮革原料，顾客包括全球各地的皮包、皮鞋和皮带生产商。

　　玛丽莎的姑姑的朋友是在那个人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为一位客人送货时认出他的。这位女士也是五月广场母亲中的一位，她的客厅里现在仍贴着一张所有在专制时期犯下罪行但后来被无罪赦免的军人的照片海报。自从她的儿子和侄子在1977年6月失踪以后，她日日夜夜望着这张海报。那时他们还只有十七岁。这位母亲不肯签署确认两人死亡的文件，因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然而她也知道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不论是对她本人来说，还是对其他三万失踪者的父母而言。多年来，她常常在其他和她一样敢于对抗强权的女性的陪伴下，高举贴有她们孩子画像的牌子，走到五月广场。她是在那个人前往位于十月十二号大街上的一家鞋店的时候遇上他的，她全身的血液当场就凝固了。她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篮子，尽力不让自己流露出一点一滴不寻常的样子，随后她在一堵矮墙边坐下来，等着他从鞋店出来。她跟着那个人走出十月十二号大街。谁会怀疑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妇人呢?当这人上了自己的汽车后，她就立刻记下车的型号和车牌号码。然后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通过五月广场母亲的网络她们终于找出了那位被玛丽莎的姑姑的朋友认为是奥尔蒂斯的人的地址。她认为这个现在改名叫奥尔塔格的人就是过去的奥尔蒂斯。他住在离他的皮革厂不远的地方，就在杜美尼尔，距离科尔多瓦不远的一个小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十月十二号大街上出现的汽车是当地的牌照，他登机前将车还给了机场。

　　安德鲁提议自己寄钱给玛丽莎，以便她可以搭乘飞机前往科尔多瓦，并且购买一台数码相机继续追踪这位所谓的奥尔塔格。安德鲁已经坚信奥尔塔格就是过去的奥尔蒂斯。

　　这样一趟任务必须得花上三天，玛丽莎的老板不会同意的。安德鲁请求她找一位可靠的朋友代替她完成任务，他可以自掏腰包支付耽误她们工作的相关费用。玛丽莎回答说，她只能答应他一件事，就是等事情有了解决的办法她就给他打电话。

　　奥尔森在快中午的时候回到报社，他径直从安德鲁面前走过，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这时安德鲁面前的电话响了。西蒙让他在不惊动别人的情况下尽快赶去第八大道和40大街的路口与他汇合。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安德鲁看到西蒙的时候问道。

　　“我们换个地方。”西蒙拉着他走向一家理发店。

　　“你要我离开办公室就是为了去理发店?”

　　“你是随便惯了，但我，我必须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