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丰克沉默了半晌。

　　“这样看，确实也是，”他有些尴尬地承认，“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总归要有人来负责，而且，扎哈里亚斯在凯尔克海姆工程建设部当了多年的部长，熟悉办事程序，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工程负责人的女婿来负责工程的前期评估，涉及的预算金额那么大，而经过仔细核查后又被发现评估结果有误，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呢!”皮娅话里有话地说。

　　“中间确实出了些差错，”市长的表情开始有些不自然了，“人孰无过嘛!也就只有保利这种人，才会鸡蛋缝里挑骨头。”

　　说着，他朝着手腕上的手表看了一眼。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皮娅记着笔记，头也没抬，“是谁推荐扎哈里亚斯先生担任公路建设项目的负责人的呢?”

　　市长明显不自在起来。

　　“这个……博克问起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道，“扎哈里亚斯这个人，非常熟悉工程项目的一些规章制度。我想，是博克促使我有了推荐扎哈里亚斯的想法。但是我个人也觉得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且，为人做事公正不阿。”

　　“您确定?”皮娅毫不客气地问。

　　“那是当然!不然，我也不会同意这件事，”丰克明显被皮娅的话惹恼了，“怎么，您怀疑我说的话吗?”

　　“不错!我们对此不太敢苟同。”皮娅丝毫不理会市长的情绪。

　　从市长办公室出来，博登施泰因和皮娅来到了“金色狮子”饭店。这里的老板证实了埃尔温·施瓦茨的话，他确实每周二都会到这里来，上周二晚上也不例外。

　　“他是什么时间离开的?”皮娅问道。

　　“具体的时间，我就不太清楚了，”老板耸了耸肩，“但肯定很晚。他是最后一批走的客人，因为他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个客人主动送他回的家。”

　　“那您有没有凑巧听到，客人们都谈了些什么?”博登施泰因问。

　　“我没听到过，但是或许我们的服务生听到了。”老板朝正端着一个空盘子从门口走过来的女服务生示意了一下。这个服务生五十来岁，身材胖胖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她对那天的事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叫施瓦茨·埃尔温的客人又发了很大的脾气，火冒三丈的样子，”她说，“好像是关于一个什么会议，还提到了一个叫保利的人，是他的邻居。他每次来，话题总是离不开他的这个邻居。”

　　“平时都有谁和他在一起?”皮娅问道。服务生想了一会儿，说出了几个名字，其中，有皮娅熟悉的名字——屠夫康拉迪和诺贝特·扎哈里亚斯。

　　“康拉迪和诺贝特·扎哈里亚斯那天在场吗?”皮娅赶紧问。

　　“康拉迪不在，”她摇了摇头，“他那天有别的事情没来，但扎哈里亚斯在场。他待到大概十点钟就走了，然后施瓦茨就开始自斟自饮。”

　　说话间，从门口走进来两个人，径直走到吧台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这不是书店老板弗洛特曼吗?”皮娅问服务生。服务生转过了身子。

　　“嗯，就是他，”服务生回答道，“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他们两个是保利的朋友。”

　　“西本李斯特?”皮娅眼睛一亮，“罗默家具店的那个西本李斯特?”

　　“嗯，是的，”女服务生点了点头，接着故意压低了声音，“自从那个弗洛特曼的老婆跟旅行社一个叫曼泰的家伙跑了之后，弗洛特曼几乎每个周三都到这里来吃晚饭。有时候西本李斯特也和他一起，偶尔保利也在。”

　　这个女人似乎非常乐意和皮娅分享她所知道的客人隐私，眼里透露出兴奋的光芒。

　　“保利每周至少来这里一次，每次都会点一份煎肉排或者牛后腿肉。都说他只吃蔬菜和豆腐，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最近，扎哈里亚斯也常和他一起吃饭，当然，这件事施瓦茨·埃尔温是不知道的。”

　　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两个人用很小的声音交谈着，但显然为一件什么事情讨论得十分激烈，以至于博登施泰因和皮娅走到了面前，他们才发现身边有人。两个人当然都已经听说了保利的死讯，昨天，埃丝特·施密特刚给他们打过电话，弗洛特曼还专门去了她家。弗洛特曼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留着精心修剪的短胡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些灰白的头发搭在额头前。

　　“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要好，”弗洛特曼吸了一口烟，“实在是想不到……”

　　斯特凡·西本李斯特，罗默家具店的老板，身材微胖，脑袋前面有些秃，眼睛水汪汪的。他也戴着一副眼镜，左侧鬓角上有一块十分显眼的红色印记，这在当年的路基占领者当中已经看不到了。四个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在和弗洛特曼握手时，皮娅感到他的手汗津津的，她没说什么，装作不经意地把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保利、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相识于中学时期，他们一起反抗传统家庭的束缚，走上极左思潮的道路。他们声援核电反对者，支持德国红军团，七十年代末，绿党成立，他们更是找到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归宿。一九七九年五月，他们占领了规划中八号联邦公路的路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后来，保利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的伙伴们却渐渐觉得，应该适当地考虑大众的社会规范。此后，沃尔夫冈·弗洛特曼继承了父母留下的书店，而斯特凡·西本李斯特娶了罗默家的女儿巴贝尔，罗默家开的家具店在本地名声在外，十年前，西本李斯特成为这家店的老板。说起来，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在本地都是有名望的人，在建立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时，两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年前，西本李斯特接替保利成为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而保利则因为其过于激进的行事方式落选。“我不想说保利的坏话，”弗洛特曼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他虽然有些急躁和固执，但是，他是个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人。尽管我们时有争执，但仍然是朋友。他就是一个不记仇的人，我会想念他的。”

　　他越说越难过，但仍朝皮娅挤出了一个笑容，随后叹了口气。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在争吵，我再也没机会与他和解了。”

　　“为什么会争吵呢?”博登施泰因问。

　　“乌里总是喜欢攻击别人，他的这种行为对我们最近的工作有害无益，”弗洛特曼把手中的烟头摁熄在烟灰钮里，“很多凯尔克海姆的居民都不赞成继续修建八号联邦公路，我们的阵营很庞大——除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成员，还有很多其他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光有热情和投入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智。乌里却并不这么想。星期一的议会会议，我本来打算阻止他，但是没能成功，反倒遭来他一顿骂。不过，我并不怨恨他，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