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不清楚外婆还有这种关系。这位秘书的父亲，每年都要寄给我母亲一大束花，就连我父母去世时，还提出要对我提供经济援助，难道和外婆有什么关系吗?”

　　“您母亲的情况，我也什么都……”

　　“那，专务先生，您又和外婆有什么关系呢?”

　　“我……”

　　专务犯愁地把视线转向墙壁，忽然间停留在墙壁上挂的那幅画上。

　　“少爷，你知道那幅画是谁的作品吗?”

　　“别开我的玩笑了，香西路夫嘛。”

　　“不好意思。那么，那幅画表达了什么，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看不到标题呢。不过，这应该是绯时代的作品，是战后所画，表达了新时代就要崛起的热情吧。”

　　“我明白了。那么，小姐你怎么觉得呢?”

　　我看了看画，以鲜艳的红色为中心，暖色的笔触仿佛尖锐的鳞片一样层层叠叠。

　　“我不想回答。小学远足时，我也被问过相同的问题，结果丢尽了面子。那种屈辱再来一遍还是免了吧。”

　　“您觉得丢人的解释是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谁教给你的?”

　　为什么要对这种问题穷追不舍呢?

　　“连我出丑的细节也要一一说明吗?一般来说，他的解释不是很对嘛。我在学校也学过差不多的内容。再说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来解释呢?不同的人看到画，当然有不同的感想。说的是对是错，又是谁定下的标准?如果真有标准答案是香西路夫自己来解释的，那么直接贴在画旁边不就行了吗?何况，既然想让人解读，就画得让人好理解一些呀。可他画得如同暗号一般，说不定他本人根本就没想让别人解读出结果来呢?又没有留下什么文献，坚信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人才不可思议呢。”

　　梨花的解释真是很有趣呢，不过，那是不对的哦。班主任说出这句话后，同学们哄堂大笑。从那以后，我就尽量不在人前发表意见了。今天我被问到了相同的问题，总算是出了一大口怨气。

　　“可是，香西大师，说不定只把画中的真意告诉亲密的人呢?”

　　专务依旧不肯罢休。

　　“那又怎样呢?”

　　“又或者，有个间接得知的人，假装是自己悟出了一种解释，从而独占功劳又怎样呢?”

　　我回头面对秘书。

　　“对于那幅画，你的解释是错的。实际上那幅画表达的根本不是对新时代的热情，而是画着一片开满波斯菊的田野，有一位微笑的女子抱着孩子正在喂奶呢。”

　　秘书眉头紧皱，凝视墙上的画，又很快惊讶地面对我。

　　“别开玩笑了。那幅画上到底哪里画了这种东西?”

　　我重新面对专务。

　　“你看，别人就是这种态度。成年人尚且是这种态度，要是放在小学生当中，早就开始‘笨蛋笨蛋笨蛋’的大合唱了。要说好处简直一点都没有。我不相信会有人以此邀功，就算有这种人，那也算是他的才能吧?把一切都推给对画的解读，那仅仅是人的嫉妒而已。”

　　我真的有激烈争论到现在的权利吗?失业的我、过来借钱的我，正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虚张声势。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了。

　　“我说得可能有些过分，不好意思。”我添了一句。

　　“这就是小姐您的意见吗?是您外祖母还是父母这么教导过吗?”

　　专务还是那副口气。到底是什么让他穷追不舍呢?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而已。我们家里基本上除了我以外，都不会出言不逊。再说了，到底为什么忽然变成了这个话题?我是想向K借钱才到这儿来的。和这件事同样重要的是，我还想知道K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不过，实际前来的却是秘书，而他也只肯说出K和我母亲是曾经的恋人。抱歉我之前没问，这件事是父亲告诉您的吗?”

　　我问秘书。

　　“倒不是直接告诉我的。我只是看到了收信人是位女士。‘您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母亲知道了不会生气吗?’我追问之后，他只敷衍说，总有一个人，会让你愿意一辈子送花给她。从那以后，不管我问多少次，他都闭口不谈，还说我总有一天会懂的。”

　　“旧情人这一说，根本就是你的假设吧?就算是旧情人，有那种表达方式的吗?你不知道就明明白白说不知道好了。还有你也是。”

　　我没辙地转向正盯着秘书的专务。

　　“我刚才问您和外婆到底是什么关系，可您把话题转移到了画上。昨天在医院时，您也是这样岔开话题。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明白呢?”

　　“真是对不起。您外祖母需要的钱，我来支付。”

　　“说的不是这回事啦……我是想请您说明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我的父母和外婆到底和什么人有着联系?否则，就连我与外婆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仿佛在最要紧的地方被隔断了，这让我觉得很不安。”

　　秘书和专务谁都不开口。

　　“少爷，今天来这儿的事没告诉夫人吧?”

　　“没说啦。怎么可能说嘛。”

　　秘书盯着我。

　　“很遗憾，我父亲和你母亲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为什么?”

　　“K已经在两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事人全都已经不在人世，而花束依然按时送到。如果我没有寄去那封信，那明年和后年依然会继续。真相到底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上的呢?

　　◇

　　离开酒店，回到医院，外婆已经睡着了。

　　似乎从昨晚开始的低烧还没退。

　　专务没见外婆就回去了。

　　——我接下来要去医院，专务先生怎么安排呢?

　　——我准备和少爷一起直接回东京。钱的问题不用担心，很快就会再次和您联系的。

　　趁秘书付账离开休息室，我和专务说了这么几句话，才知道他们两人是从东京来的。

　　结果，专务和外婆的关系还是不明不白。

　　秘书和专务，如果都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我，真相就自然而然会浮现，但为什么他们都不肯说呢?

　　而且，没想到K已经去世了。父亲去世的时候，秘书——K的儿子是受了委托才持续不断地寄来鲜花。不想送就去和母亲说，听了这话，做儿子的也只能不情愿地接受了。如此说来，我也理解了他今天为什么这么不耐烦。

　　K如果想拜托儿子做些什么，那必须把事情解释得相当清楚，就算那理由是多么有违道德，哪怕会伤害母亲。与其遮遮掩掩地骗过儿子，还不如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这一点还是能做到的吧?

　　说不定，这次和他们见面之后，就永远都不会再见了。原因是，那两人到最后都没有表明真实身份。

　　——把我们的身份隐藏起来，这也是和父亲的约定。

　　他难道就不想知道真相吗?如果他真的提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或许能找出一些头绪。很可能在贺年卡里就能找到那个名字，或者通过母亲过去的相册和名簿，就能查出母亲和对方是在什么时候相遇相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