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秘密笔记
上部
经典新解
第一章 谋杀启事:创作生涯的开端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突然间我明白了该怎么做。我决心不但要杀人,而且要大杀特杀。
——《十个小黑人》,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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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底作品
《尼罗河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空幻之屋》·《人性记录》·《寓所迷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奉命谋杀》·《控方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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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通常认为大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那个年代里,周末的乡间别墅里会发生谋杀案,体态臃肿的下层女仆会提供证词,白雪覆盖的草坪上不留下一点足迹,困惑不解的警察只得向才华横溢的业余侦探寻求帮助。在那个年代,创意达到了新的高度,有造成致命栓塞的空注射器,有用毒药涂抹的邮票,还有事后蒸发不见的冰柱匕首。
所有能让我们与古典解谜小说联系起来的名字,都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他们的创作生涯的。那个时期引来了业绩辉煌的约翰·狄克森·卡尔,他比别人设计出了更多进出密室的方法;那个时期迎来了不在现场的完美大师傅利曼·威尔斯·克劳夫兹,以及多重解答的先驱者安东尼·伯克莱。那个时期见证了彼得·温西爵士的诞生,他的创造者多萝西·L·塞耶斯,通过创作与评论提升了侦探小说的文学高度,也使侦探小说被更多人接受;那个时期产生了玛格丽·阿林汉姆,她通过塑造阿尔伯特·坎比恩,证明:好的侦探小说也可以是好的小说;那个时期出现了奈欧·马什,她的主人公罗德里克·艾伦,成功地将职业警察与绅士融于一体。大西洋彼岸,那个时期迎来了艾勒里·奎因和他的倒数第二章“挑战读者”,向安乐椅侦探提出解答谜团的挑战;S.S.范达因和他自命不凡的菲洛·万斯,打破了出版记录;雷克斯·斯托特和体态超重的尼洛·沃尔夫,一边收藏兰花,一边解决疑案。
阁僚和主教们纷纷赞颂一部好的侦探小说所具有的种种优点:尼古拉·布莱克以及赛希尔·戴·路易斯这样的诗人、迈克尔·因斯以及J.I.M.斯图尔特教授这样的大学教师、罗纳德·诺克斯这样的牧师、埃德蒙德·克里斯宾以及布鲁斯·蒙哥马利这样的作曲家,还有西里尔·黑尔以及戈尔顿·克拉克这样的法官,都为侦探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奥斯丁·弗里曼与他严谨的约翰·宋戴克大夫播下了现代法医侦探小说的种子;格莱迪斯·米切尔以她笔下惊人的布莱利太太引入了心理学侦探;亨利·韦德用他的布尔探长为警察程序小说铺下了基石。作品的叙述也是多种多样,有塞耶斯的《涉案文件》这样以书信的形式组织,有菲利普·麦唐诺的《迷宫》这样照搬问答的证词,最后,还有丹尼斯·维特里的《迈阿密外的谋杀案》这样涵盖警方的真实档案、外加以电报和火车票形式出现的物证。书中使用:房间布局图、线索指引、时刻表和脚注;读者得以了解砒霜的属性、列车时刻表的格式以及《一九二六年法案》的错综复杂。科林斯侦探俱乐部和侦探俱乐部先后建立,罗纳德·诺克斯发表了推理十诫,S.S.范达因则写下了他的创作规约。
还有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发表了《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波洛的调查……
克里斯蒂在她的《自传》中具体描述了《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诞生过程。目前看来,主要的因素是尽人皆知的:她姐姐麦琪的著名挑战——“我打赌你写不了好的侦探小说”;一位住在托基的比利时一战难民揭发了波洛的国籍;克里斯蒂在当地药房工作所积累的毒药知识;她一直断断续续地写作,最终在母亲的鼓励下,在沼地旅馆隐居两周完成了作品。这并非她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她也并非家族中有志于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她的母亲和姐姐麦琪都写过作品,麦琪的戏剧《索赔人》还曾在伦敦西部剧院上演,早于阿加莎的作品。阿加莎已经撰写过一部冗长枯燥的长篇小说(据她自己所说)以及几部短篇小说和短剧。她甚至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一首诗。尽管打赌的故事很可信,但是只凭那句话,肯定不足以刺激她构思、规划,从而撰写出一部成功的书来。很显然,内在的天赋以及驾驭文字的才华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她于一九一六年便开始创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实际设定在1917年),小说又过了四年才得以出版。而且,小说的出版离不开作者的坚持不懈,因为不止一家出版商拒绝发表手稿。直到一九一九年,博德利的老板约翰·莱恩要求与她会面,表示了出版的愿望。但即便在那个时候,她的努力还远远没有结束。
合同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签署,约翰·莱恩给出的合同利用了克里斯蒂急于出版作品的那份天真(很明显,合同实际上是关于《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只有当小说在英国销售出两千本以后,她才能获取百分之十的稿酬,合同还要求她创作五部新的作品。这一条款导致了后来几年的大量书信往来。也许是因为她对作品可以出版感到无比欣喜,或者是因为她当时还无意继续创作生涯,她可能都没有仔细阅读合同中的附属细则。
意识到自己所签的内容之后,她坚持认为,只要她提供了一部作品,无论约翰·莱思是否接受出版,都算她履行了合同义务。对于《波洛的调查》这部短篇小说集而非小说的作品,约翰·莱恩围绕着是否应该认定其为六作品合同的一部分表示出疑惑时,信心十足的作家指出,她已经提供了一部非侦探小说《幻觉》,作为自己的第三部作品。出版商拒绝出版这部作品,对她而言,只不过是出版商的选择而已。要不是约翰·莱恩企图利用他的这个文学发现,也许克里斯蒂还会和他合作得更长一些。保留至今的信件表明,她创作生涯的早年是在与出版商们的交道中快速学习、成长起来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个模范生。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里,她由一名坐在约翰·莱恩办公室的椅子边沿畏首畏尾、毫无经验的新手,转变为一名信心十足、办事凌厉的职业写手,她坚定关注自己作品的每个方面——书封设计、市场、版税、连载、翻译以及电影版权,甚至拼写方式。
尽管一年前的读者报告评价不错,克里斯蒂还是在一九二〇年十月给约翰·莱恩的维利特先生写信,询问她的书是否会“出版面世”,并且告知对方,她基本上完成了第二部小说。于是她收到了设计好的封面,她予以认可。经过一九二〇年在《时代周刊》上的长篇连载之后,《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最终在当年晚些时候得以出版。几乎是在开写的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二一年一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本书在英国上市销售。甚至在小说面世以后,还有过许多关于报表、版税计算错误以及封面设计方面的书信往来。为了对约翰·莱恩公平起见,必须承认,封面设计和书籍简介在克里斯蒂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都是她与科林斯书信往来中反复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