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敷一边聆听一边点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这的确是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论调，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番话不无道理。但过后再想想，就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意思啊？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干吗要把我当凶手对待？既然知道危害大，你们就该快点儿去把真凶揪出来吧？我不是凶手，人不是我杀的。社会秩序变得混乱，责任不在我这里。胡乱抓个无辜者，硬说他就是凶手，这种行为比抓不到凶手更恶劣。我说的不对吗？”

　　吉敷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点头。尽管心里同意对方的说法，却不想表现出赞同的态度来。

　　“他当时是想说，为了让世人安心、维持社会的秩序，我就该隐忍牺牲？还是说本井他其实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这一点我实在闹不明白，直到今天也没搞明白。那时他还跟我说，依靠精神鉴定来辩护是很有胜算的，之前他也有靠这种办法顺利结案的经验。看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别无他法的我也只能下定决心听他的话，按他说的去做了。但实际上，之前他靠这种方法打赢的不过是个很小的官司，根本不能和三人被害、震惊世人的灭门惨案相提并论。”

　　吉敷不禁点头表示赞同。所谓法官，就是一些时常把“震惊世人的罪行”这类字眼挂在嘴边的一群人。尽管案件的结构大致相同，但大案和小案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最高法庭上，那件沾血的外套并没被当做证据出示，是这样吗？”

　　吉敷把话题转回来，这才是此次谈话的关键。

　　“好像是的。因为最高法庭没有唤我出庭，所以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听律师说似乎没有出现。”

　　“这案子审了三十年之久，或许是在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估计那东西要是还存在，也是在盛冈警署的什么地方。但刑警和检察官都说已经处理掉了，找不到了。刑警先生，这种情况下，证物一般都保管在什么地方？如果知道的话请你告诉我。”

　　问这个问题时，恩田才第一次流露出哀求的表情。

　　3

　　“与已经起诉的凶杀案相关的重要证物，一般不会存放在警署中。按规定，这些东西会存放在法院里。但因为你这件案子在一审和二审时均未因这件证物引发争议，所以暂由检察方代为保管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可是，这件案子已经拖了近四十年，而且已经基本定案，估计证物都被处理掉了吧。”

　　听到吉敷的话，恩田垂头丧气地说道：“是吗？”

　　“就算那东西还在他们也不可能拿出来。整个案子已经定案，就算他们拿去烧掉，也没人能对他们说三道四。那件外套这么危险，检察方应该想尽快处理掉，留着说不定哪天遗失了，再阴差阳错地落入大学里搞法医学鉴定的老师手里，搞清楚上边沾的血其实是鸡血，并把这件事说出去，可就大事不妙了。因此，估计这条线没多少希望了。”

　　不知不觉间，吉敷的论调已经开始向恩田这边靠拢。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被告目前就在眼前的缘故，自己并没有认定对方是被冤枉的。这样的判断没有丝毫改变。

　　吉敷继续说道：“如果还在的话，应该在法院里，不过也不一定……反正还是考虑一下其他方案更现实些。虽然要提出重申请求必须拿出新的证据，但沾血外套这条线索不太可行，还是放弃吧。尽管它的确比较有力。看看其他的，只要合情合理，再小的证据也无妨。”

　　“之前盛冈检察审查会曾经发出公告，说恩田一案存有误判的可能，希望相关法院在审理时能更加注意。”恩田说道。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吉敷稍稍有些吃惊。

　　“控诉审的时候，不过法庭完全无视了，对审判也没产生任何影响。听说审查会决议这类东西没有任何权限。”

　　“只是些庭外意见罢了。”

　　“但至少是来自检察官的决议吧？”

　　“只要不是自己的案件，检察官可以随意发表无责任意见。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召开审查会的时候那件沾血外套有没有出现过？”

　　“这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的律师还是本井，他从来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不过说来奇怪……控诉审的时候，你不是还在依靠精神鉴定辩护吗？还没有推翻之前的自白供述，对吧？既然如此，审查会为何会说出你有可能是清白的这种话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当时他们很可能对那件外套上的血量和细节进行了科学检查。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会让他们明确做出这项决议的理由了……”

　　“是吗？”

　　“虽然不能一口咬定说就是如此，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对证物调查不足。犯罪现场河合家，墙上和榻榻米上很有可能留有凶手手印或沾血的指纹，这些都没在法庭上出现过吧？”

　　“没出现过。”

　　“那里应该没有你的指纹吧？”吉敷双眼盯着恩田的脸，问道。

　　“怎么可能有？那天我根本就没去过河合家的伐木场，连靠都没有靠近过。我倒是挺希望有人能提到指纹这个话题的，如此一来，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凶手的指纹必定留在那里。”恩田睁大了充血的双眼，回望着吉敷的脸，斩钉截铁地说道。

　　吉敷点了点头，挪开视线开始思考。身为警察，有些话不能当着被告的面说出口，但此时他心里已十分明白，连直接证物都没有充分调查、研讨，就判处被告死刑的行为，明显存有问题。作为一个人，吉敷也觉得这样的事是不容许发生的。这相当于滥用国家权力杀死一个人。死刑是一则用司法手段下达的杀人令，绝对不能有半点不确定或疑问。

　　“盛冈检察审查会发出公告，意思很明显，就是提醒即便有被告的自白，也应该公开证物，以十二分的谨慎态度来审理。那份公告用的是怎样一种语调？或者，你有没有打听过审查会成员的名字？”

　　“没打听过。不过现在我的那位律师或许知道。”

　　“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姓据井，是盛冈人。”

　　“知道他住哪儿吗？”

　　“我只记得他在盛冈的车站前开了家事务所。沿着车站前的大路一直走，过了开运桥就到了……我可以回房去找他的住址。”

　　“不必了。有必要的话，随时都能查到。叫据井法律事务所，是吧？”

　　“是的。”

　　谈到这里，吉敷渐渐发现，虽然刚开始认为这类工作不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可这种事该由谁来管呢？已判决的案子存在误判可能，该由谁来调查、指出失误之处呢？之后又该由谁出面请求重新审理呢？

　　这种事不归任何人管。案子有了定论，司法的介入便随之脱离。而检察官和刑警的工作更是早在司法介入之前便已结束，当然不能插手。也就不用说律师之流了。他们的权力本就有限，又不想对被告和死者家属进行再调查。那么，这种事究竟该由谁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