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什么好?不好!一点也不好丨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我根本不想到这儿来，不想体会那种感受。我是被迫这么做的。

　　树理早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了，所以才写了信。原以为这么一来，就能将愤怒全都密封到信封里。可为什么信封已经落到邮筒底部了，愤怒却仍然留在自己的心里呢?

　　树理开了口，用一种干涩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说：“嗯，我们回去吧。”

　　·

　　“参考书找到了吗?”母亲问道。

　　树理一下子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她从晚餐的盘子上抬起头，看着餐桌对面的母亲。一口饭刚刚送进嘴里，母亲只好咬着筷子呆呆地回望树理。

　　“去过了吧?图书中心。”

　　对了，白天出门时，妈妈问我去哪儿，我撒了个谎，说是跟松子一起去八重洲图书中心买参考书，因为附近的书店里没有想要的书。

　　“嗯，去过了，不过没有买。”

　　“没有要买的书吗?”

　　“太多了，挑花眼了。”

　　母亲嚼着嘴里的食物，会意地笑了笑：“你看看。”

　　“钱要还给妈妈吗?”

　　“不用了。反正你又会想要的，对吧?”

　　树理没有一点食欲。

　　只有母女两人的餐桌很安静。一盏吊灯垂在桌子上方，黄色灯光的照射下下，油腻的菜肴闪闪发光。树理曾央求母亲不要做油炸和煎炒的菜肴，容易引发粉刺。可无论她怎么劝说，妈妈都不想改变菜单。她给出的理由是，动物性脂肪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而言是必需的。树理想吃蔬菜色拉，母亲也会断然拒绝，说煮熟的蔬菜比起生冷的色拉，能让人更有效地摄取纤维、吸收营养。所以端上餐桌的永远都是油炒和煎炸的食物。要把菜做熟，蒸和煮也是不错的手法，可母亲嫌麻烦，不肯做。说到底，她只会做她自己想吃又不费手脚的菜色。

　　美容书上都写着，要想改变肌肤状态，最好首先改变饮食习惯。“这是医生写的正规的美容书。”树理想以此来说服母亲，可母亲立马驳回，说到改变饮食习惯，不如先把零食戒了。简直是偷换概念。

　　树理提出要去看皮肤科的专家医生，母亲又会说，青春期的粉刺不是病，只要保持脸部清洁，不化妆，让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自然会好。青春痘嘛，谁没长过一两颗呢?

　　“也有人一颗都不长的。严重成这样的，全年级只有我一个。”

　　“那是因为你自己去买那些不明不白的药往脸上乱抹。只要不乱涂药弄巧成拙，自然会好的。”

　　讨论的结果总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兄弟姐妹没一个长过这么严重的粉刺，说明这并非家中遗传的体质造成的。只要树理不大惊小怪，很快就会好的，神经过敏反而会影响皮肤。

　　说到最后，母亲都会做出这样的单方面判决。

　　“总之这都是焦虑造成的，不是吗?只要放轻松一点，一切都会好转的。”

　　树理也想放轻松一点。但是，心情要轻松，首先得皮肤光洁，让自己充满自信才是。自己也希望能够光明正大地面对周围的人。母亲的话完全是本末倒置。她怎么就不明白呢?

　　树理慢吞吞地拨动筷子，从炒菜中剔除五花肉，同时问道：“爸爸今天去哪儿了?”

　　“横滨。说他的新作马上就要完成了。”

　　“会晚回来吗?”

　　“估计会吧。”母亲一边吃东西一边瞄了眼时钟，“叫我们不要替他留晚饭。要跟大伙一起到常去的酒吧坐坐。”

　　树理的父亲是个所谓的“星期天画家”，因为他是个上班族，画画并非他的本业。他本人倒一直以“画家”自居，虽不以此为生，却自认其创作态度与专业艺术家并无二致，绝非那些凭兴趣画几笔的星期天画家可比。

　　有一次，树理被父亲自以为是的艺术论激怒了，便予以反驳：“可爸爸加人的那个‘二光会’，不就是一群凭兴趣画两笔的人吗?来我们家玩的那些人，谁都不认为自己是专业画家。不管你的创作态度如何，只要没人肯掏钱买你的画，用你的画装点客厅，就不能自称专业画家。不是吗?”

　　谁知父亲勃然大怒，连脸色都变了：“你一个小孩子，胡说些什么?那些名画家，不都是在世时自己的画卖不出去，过着贫苦的生活吗?你知道梵高吧?他生前就没人肯买他的画，可你能说梵高不是艺术家吗?”

　　真是歪理十八条，树理心中暗忖。跟妈妈一样，就知道偷换概念。我说的是爸爸你呀，为什么要拉梵高来撑腰呢?

　　对于树理喜欢的现代艺术，父亲也一直看不顺眼，说如今的美术界让那些连素描都不会画的家伙跑去墙上涂鸦，乱画一通就能赚大钱，完全是穷途末路了。这会让真正的艺术家窒息而死的。

　　现代艺术确实有这样的一面。即使在评价很高的作品里，也会有连树理这样的初中生都看得出是在糊弄人的作品。但树理很清楚，就算真有因此窒息而死的真正的艺术家，自己的父亲也绝对不在这个行列里。

　　父亲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画画了。他曾考过一次东京艺术大学，不过并未考上，而是进入一所普通大学的经济系，毕业后就职于大型家电企业，工作至今。

　　由于年收入算得上丰厚，父亲每年都要带家人出国旅行一次。这对母亲和树理仅仅是观光游览，可对父亲而言，就是为了绘画，为了创作的旅行。无论去哪里，他都会随身携带画具。在机场的柜台处寄存行李时，他都会露出装模作样的笑容，主动说明行李箱里存放着贵重的画具。如果柜台前的服务人员听后说出“您是一位画家呀”之类的话，他便会挺直腰板滔滔不绝，说自己的作品人选过某某画展，这次旅行准备描绘哪里的景色等等，好像并不知道对方只是出于工作需要随便附和他罢了。

　　不光是外出旅行，就连在外用餐或购物时，父亲也会逮住机会向人炫耀。每到这时，树理都会羞恼不已，尽可能和父亲保持距离。不仅是现在，早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她就已经这样了。即使是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也完全能分清对方的笑容是隐藏了困惑和厌恶的假笑，还是出于好意和尊敬的真笑。

　　最令她无法容忍的是，父亲会无视女儿的心思，把树理拖入他的自我宣传中。

　　“这是我的女儿，名叫Juri(注：Juri是“树理”的罗马字拼写。而在日本的漫画、影视作品中，常有名为Juri的美少女出现。)，是我给她取的。这样的名字，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听来，都会感到亲切。”

　　这时候的树理，真想当场死掉。

　　小时候倒还好，毕竟那种羞耻感仅限于“五官平平的日本女孩偏偏起了个洋名字”的落差。可是，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树理的脸上就开始一颗颗地冒出粉刺，升上初中后，整张脸更是变得一片狼藉。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无法忍耐“Juri”这个名字了。

　　于是升上初二后，树理向父母提出更名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