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了大约一小时的车才到达目的地，这提醒了我，加尔各答的面积比纽约还大。街上的交通还是那么疯狂混乱，但查特吉的司机默默地找到了最便捷的路径。有几个特别混乱的路口竖立着巨大的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小心驾驶!今年以来这条街上已经死了125个人!”然而过往的司机似乎完全没打算要减速。牌子上的数字是钉上去的活页，就像老式棒球场上的记分牌一样。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数字是二十八【19】。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死亡人数是整个路口的，还是只包括人行道那几平方英尺。

　　有时候我们会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道路两旁都是大片的单间宿舍——这是一种锡质屋顶和麻袋墙壁搭成的贫民窟，泥泞的街道穿插其中——绵延好几英里，宿舍尽头是高耸的厂房，烟囱将燃烧的火焰和未经过滤的煤烟喷向雨季的云层。看到这一幕，我意识到环保和控制污染之类的理念如此奢侈，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盛行。未经处理的污水、燃烧的牛粪、数百万吨垃圾和无数永不熄灭的野火交织成千奇百怪的气味，飘荡在加尔各答的空气中，再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我简直无法呼吸。

　　工厂的建筑看起来也乏善可陈，破烂的砖块、生锈的钢构、打破的窗户，还有四处蔓延的野草——仿佛工业文明已经像恐龙一样消亡，只留下冰冷的残骸横陈在大地之上。但是，哪怕是最破烂的废墟里也有浓烟升起，衣衫褴褛的人影在阴暗的建筑物里进出，仿佛被一只黑胃吞噬。我试着去想象自己住在这些连地板都没有的棚屋里，在某间阴郁的工厂上班，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

　　阿姆丽塔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沉默地坐在车里，各自望着车窗外无望的行人来来往往。

　　然后，短短几分钟内我们驶过了一座横跨好几道铁轨的大桥，又穿过一片商店林立的过渡街区。突然，一条整洁古雅的林荫路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旁的宏伟宅邸围墙高耸，铁门紧闭。墙头数不清的玻璃碎片反射出点点阳光。有个地方的高墙上清出了大约一码宽的安全地带，但棕褐色的石墙上涂抹着黑色的条纹。擦得闪闪发亮的汽车停在长长的车道尽头，铁栏杆高耸的大门上至少用三种语言写着“小心恶犬”。

　　不难想到，这里曾是英国人的住宅区，殖民统治者竭尽全力隔出这么一块地方，远离混乱的城市和城市里的原住民。但是就算是在这里，你仍能看到衰败的痕迹——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墙壁、缺了木瓦的屋顶和赤裸敞开的窗洞——但这是一种受控的衰败，一种绝望的努力——试图抵御在加尔各答其他区域疯狂蔓延的混乱。不时有明媚的花朵和其他美丽的园艺在高耸的铁门后一闪而过，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颓败的气息。

　　我们在一道铁门前停下，司机匆匆下车，取下腰带上的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挂锁。环形车道外围绕着鲜花盛开的高大灌木和枝条低垂的乔木。

　　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啊，卢察克先生和夫人!欢迎光临寒舍!”他的妻子也站在门口，身旁伴着一个小少年。我刚开始以为那是他们的儿子，随后立即意识到，肯定是他们的孙子。查特吉夫人看起来已经六十出头了，我立即把她丈夫的年龄往上调整了一点儿。查特吉光滑的脸上不见一丝皱纹，头似乎生下来就是秃的，仿佛到了五十岁以后，他就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个年纪。

　　我们在前门的台阶旁寒暄了片刻。维多利亚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褒奖，我们也夸了他家的孙子。然后主人带领我们简单参观了一下屋子，最后我们穿过另一扇门，来到俯瞰一条小街的宽阔露台上。

　　我对他们的房子很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一瞥印度上层家庭的生活。这幢房子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矛盾：所有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看起来宽阔威严，但墙壁很脏，漆面已经开始剥落;漂亮的胡桃木餐边柜上满是划痕，柜顶放着一只毛绒猫鼬，它的玻璃眼睛雾蒙蒙的，毛皮坑坑洼洼;昂贵的克什米尔手工地毯铺在破碎的油毡上;曾经装饰得十分现代的宽敞厨房现在堆满了脏兮兮的瓶子、旧板条箱和结了一层壳的金属平底锅，一只小炭火炉子放在地板正中央，煤烟熏黑了曾经洁白的天花板。

　　“外面会舒服一点儿。”查特吉一边说，一边为阿姆丽塔推开门。

　　因为刚才的暴雨，地上的石板依然湿漉漉的，但摆放茶具的桌子和带有软垫的椅子是干的。查特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是个体形壮硕的年轻女子，眼睛非常可爱。她和阿姆丽塔用印地语聊了得体的几分钟，然后带着儿子离开了。查特吉似乎对阿姆丽塔的语言能力大感惊讶，于是他用法语问了她几句话。阿姆丽塔回答得很流利，他们俩一起大笑起来。随后他又换了一种语言，我后来才知道是泰米尔语，阿姆丽塔依然对答如流。他们开始用简单的俄语互相调侃。我一边喝茶，一边对查特吉太太微笑。她报以微笑，并递给我一块黄瓜三明治。我们继续微笑着听那两个人用各种语言施展幽默，然后维多利亚开始闹了。阿姆丽塔从我怀里接过宝宝，查特吉转头问我。

　　“您要再来点茶吗，卢察克先生?”

　　“不用了，谢谢，这样就很好。”

　　“或许来点更烈的东西?”

　　“呃……”

　　查特吉打了个响指，一位仆人应声而出。几秒钟后，他捧着托盘里的玻璃酒樽和杯子来到桌边。

　　“您喝威士忌吗，卢察克先生?”

　　这还用问，那教皇是天主教徒吗?我暗自腹诽。“没问题。”阿姆丽塔曾经警告我说，大部分印度威士忌都很烈，但呷了一小口我就发现，查特吉的酒樽只盛放最上等的威士忌，基本可以肯定有十二年以上，基本可以肯定是进口的。“好酒。”

　　“是格兰利维，”他说，“没调过的。我发现这种酒比调和式的顶级货更加醇正。”

　　我们聊了一会儿诗歌和诗人。我试图把话题引向M.达斯，但查特吉不愿意深入讨论那位失踪的诗人，他只是简单地说，古普塔已经安排好了明天移交手稿的具体事宜。然后我们开始长篇大论地讨论严肃作家在我们各自的国家过上体面生活的难度。我知道了查特吉的钱来自家族遗产，他还有其他的利息、投资和收入。

　　然后，话题不出意料地转向了政治。查特吉坚信，如果能在之前的选举中挫败甘地夫人，那么整个国家会比现在好很多。我对印度的民主复兴很感兴趣，而且我希望能在关于达斯的文章中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她是个暴君，卢察克先生。所谓的紧急状态只不过是块遮羞布，为了掩饰她的暴政丑陋的嘴脸。”

　　“所以你觉得她不会重回国家政治舞台?”

　　“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卢察克先生。”

　　“但我觉得她的政治基础还很深厚，如果目前的联盟告吹，国大党依然有可能成为多数党。”

　　“不，不，”查特吉连连摆手，“您不懂。甘地夫人和她的儿子已经完蛋了。不出一年他们就会锒铛入狱，记住我的话吧。因为各式各样的丑闻和暴行，她的儿子正在接受调查。等到真相大白，能逃出一条命就算他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