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拉赫·福西特：美国好莱坞影星。

　　第三部 越战中的英雄士兵

　　一

　　第二天我给珍妮特打了电话，约好晚上去见卡尔。我想问问他有关日记和代码的事情。我想知道为什么控方的案子中这么重要的部分没有得到质疑。等他告诉我是否知道克丽斯特尔·哈根日记中所说“到此为止”是什么意思时，我要看看他的表情。我想要考验他是否诚实。但首先我需要跟伯塞尔·科林斯谈谈。我试了好几次，每次都留言给他。他终于回电话给我时，我已经在去往希尔维尤庄园的路上。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乔?”他问道。

　　“谢谢你给我回电话，科林斯先生，”我说，“我在庭审文件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想要问问你。”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我会尽我所能给你一个答复。”

　　“有一本日记，克丽斯特尔·哈根的日记，里面有代码。你记得这件事吗?”

　　科林斯在电话的另一端迟疑了一下，接着，用低沉而严肃的语气说道：“没错，我记得。”

　　“嗯，我找到了一封给国防部的信，从这封信来看，彼得森先生试图找人破译代码。”又是一阵停顿，然后科林斯回答说：“那封信是彼得森签的名，不过是我写的。这是我对这桩案子的一个贡献。在1980年，我们还没有个人电脑，至少跟我们今天拥有的设备没法相比。我们认为国防部有破解代码的技术，因此彼得森安排我去联系国防部。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找人来接我的电话。几个星期后我找到了一个人，他说他来看看能做些什么。”

　　“然后呢?你有没有得到过答复?”

　　“没有。我们这边事情以光速进行，但是与国防部打交道就像在果冻里游泳。我不知道你是否在文件夹里看到了这个，艾弗森要求尽快进行审判。”

　　“尽快进行审判?这是什么意思?”

　　“被告可以要求他的案子在六十天内进行审判。我们很少这样做，因为一个案子拖得越久，对辩护就越有利。我们会有更多的发现;我们有时间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证人变得不那么可信赖。对于艾弗森来说，他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尽快进行审判，但他就是这样做了。彼得森尝试劝他不要提这个要求，当时我也在场。我们需要时间准备。我们需要收到国防部的回复。艾弗森不在意。记得我说过他对自己的案子没起到什么作用，就像他在看电视节目。这就是我说的意思。”

　　“那么国防部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没有破解代码?”

　　“这不是他们要优先考虑的事情。那是在你出生之前，那一年，1980年，伊朗人扣押了五十二名美国人质。那一年也是大选之年。每个人都在关注那场危机，我找不到人询问，找不到人给我回电。我寄给他们的包裹消失在了黑洞里。审判之后我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为时已晚，没必要再破解我们的代码。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检察官有没有尝试破解代码?”

　　“我觉得没有，我是说，他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所有的推断全指向艾弗森。他不需要找人破译代码。他知道陪审团会按照他的解读来解读。”

　　我把车开进希尔维尤的停车场，停好车后，把头靠在头垫上。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但我犹豫要不要问。我的内心想相信他不是检察官所谈论的那个恶魔。“科林斯先生，我有个朋友认为卡尔不想日记得到破译，她认为他知道那会将矛头指向他。这样说对吗?”

　　“你的朋友十分敏锐，”他亲切地说，“三十年前我们有过同样的讨论。我认为约翰·彼得森跟你的朋友见解一致。我感觉约翰其实并不在乎代码是否得到破解，因此他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做。那时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书记员。我认为约翰想要用文件证明我们尝试过了，但是他并不真的想要收到结果，因为……呃……”科林斯深吸了口气，叹息道，“真相是，有时很难倾其所有为一个你明知谋杀了受害者的人辩护。”

　　“你问过卡尔有关日记代码的事吗?”

　　“当然。我之前说过，约翰试图劝说卡尔放弃尽快进行庭审的要求。我们的理由是——我们也许能从破解代码中得到一些有利的证据。”

　　“卡尔怎么说?”

　　“很难解释。大部分有罪的人会接受辩诉交易。他拒绝了二级谋杀罪的辩诉提议。并且，大部分无辜的人会尽量延长开庭来为他们的案子做好准备。他要求尽快审判。我们想要破解代码，而他似乎竭力反对我们。我得告诉你，乔，对我来说仿佛卡尔·艾弗森想要进监狱。”

　　二

　　我走向卡尔，在他旁边的躺椅里坐下，他斜瞥了我一眼，算是跟我打招呼。过了一会儿，他说：“天气真好。”

　　“是啊。”我回答说。在进入谈话之前我有点迟疑。我不想从上次我们中止的地方开始——谈论他接到征兵令的那一天。我想谈谈为什么他要从速开庭，为什么他并不想要日记得到破译。我猜我选择的话题会毁掉卡尔这一天剩下的时光，但我还是尽力一步步把谈话引入主题。“我今天跟伯塞尔·科林斯谈了谈。”我说。

　　“谁?”

　　“伯塞尔·科林斯，他曾经是你的一位律师。”

　　“我的律师是约翰·彼得森，”他说，“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

　　“科林斯是你案子的法官助理。”

　　卡尔想了一会儿，显然试图记起科林斯，然后他说：“我似乎记得有几次会面中有个小孩坐在房间里。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他现在是律师吗?”

　　“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首席公共辩护律师。”我说。

　　“真不错，”他说，“你为什么跟科林斯先生谈话?”

　　“我想要弄清楚克丽斯特尔·哈根的日记里那些代码是什么意思。”

　　他仍然盯着对面公寓的阳台。我提起那本日记，他似乎无动于衷，觉得我的宣告就像无足轻重的打嗝一般。“哦，”他说，“你现在成了一名侦探，是吧?”

　　“不，”我说，“不过我确实喜欢解谜游戏。这次似乎是个真正的挑战。”

　　“你想玩有趣的游戏?”他说，“看看那些照片。”

　　这可不是我期望中我们的话题走向。“我看过照片。”我说，克丽斯特尔·哈根的尸体图像闪过我的脑海，“它们差点让我呕吐。我没兴趣再看那些照片。”

　　“不……不，不是那些照片。”他说着转过身，自从我到来后第一次正对着我。一种病态的苍白覆盖着他的脸。“我……很抱歉你要看那些照片。”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他仍然记得庭审的照片，三十年的重压显露在了他的表情上。“那些照片很可怕。没人应该看那些照片。不，我说的是大火之前拍的那些照片，不是警察到来后拍的。你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