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耸了耸肩。毕竟他不能说出真正的理由——他之所以加速飞行完全是出于私人原因。他负责驾驶飞往卑尔根、特隆赫姆和斯塔万格的班机，而且重点是这些航班都必须由他亲自驾驶，不能交给其他驾驶员。

　　托德资历在航空界算是很老，长官没有治他的办法，只能对他发飙。

　　一直以来他都避免犯下严重错误，也一直待在航空公司的庇荫之下，但再过几年他就要达到“双五”，也就是年满五十五岁，届时无论如何都得退休。托德叹了口气。他只剩最后几年时间可以弥补错误，避免自己沦为全世界最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飞行员。

　　他在飞行日志上签名，起身离开驾驶舱，对乘客露出机长的雪白贝齿。这个微笑可以直接告诉乘客说他充满自信。机长这个专业头衔曾让他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曾经，只要说出“机长”这个魔法般的字眼，男女老少都会露出仰慕的神情，他们在他脸上看见领导力、冷静态度和男孩般的魅力，以及机长的爆发力和精准判断力。他们认为这个男人不仅具有过人的才智，还具有对抗物理法则和凡人内在恐惧的勇气。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民众只把他当成公交车司机，问他哪里能买到飞往拉斯帕尔马斯市的最便宜机票，以及为何汉莎航空公司的伸脚空间比较大。

　　叫他们去吃屎。叫他们全都去吃屎。

　　托德在空服员旁的出口停下脚步，挺起胸膛，露出微笑，说：“小姐，欢迎回家。”他说的是浓重的得州口音，这是他从谢泼德的飞行学校里学来的。对方回以微笑。从前他光凭这个笑容就能跟女人相约在入境大厅，而他也真的这样做过。从开普敦到阿尔塔：女人，无数女人。对他来说这曾是个麻烦。而解决方法则是：女人，无数女人，新面孔的女人。如今呢?他的发际线已退到飞行员帽底下，但定制制服还能凸显出他高大宽肩的身材。当初他在飞行学校未能当上战斗机飞行员，要怪的就是这副身材。最后他成为大力神运输机的驾驶员，沦为空中粗工。他对乡亲父老宣称那是因为他的脊椎长了几厘米，还说只有侏儒才能符合F-5s和F-16s战机驾驶舱的标准。但事实是他在竞争中惨遭淘汰。在那段时间，他唯一能保持住的就是身材，那也是他唯一没有分崩离析的部分。

　　其他像是婚姻、家庭、朋友关系，全都崩溃瓦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他在哪里呢?多半是在开普敦或阿尔塔的饭店房间里，鼻子里沾有可卡因，以弥补他在酒吧喝了酒精饮料所减损的雄风，弥补他的阴茎不处于“小姐欢迎回来”的状态，弥补他未曾达到、也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托德的视线落在一名在走道上朝他走来的男子身上。男子低头走路，但依然比其他旅客高出一个头。身材削瘦，和他一样肩膀宽阔，但年纪比他轻。男子理平头，金发有如刷子般根根竖起，看起来像挪威人，但不像是出游返国的观光客，比较像是旅居海外的挪威人，肌肤已然变成几近灰褐色，正是长期住在东南亚的白人的特征。男子身穿量身定制的棕色亚麻西装，给人尊贵和严肃的形象，因此可能从商。也许生意不是太理想，男子搭乘的是经济舱。但男子之所以吸引托德的目光，并不是因为西装或身高，而是因为疤痕。那道疤痕以男子的左嘴角为起点向外延伸，几乎一路划到耳际，宛如一把微笑形状的镰刀，充满既怪异又美妙的戏剧性。

　　“再见。”

　　托德吓了一跳，还来不及回应，男子就已从他面前走过，步出机舱。男子的声音甚是粗哑，眼睛里爬满血丝，显然才刚睡醒。

　　乘客都已下机。载有清洁人员的小巴士驶来，停在跑道上。机组人员一同下机。托德注意到最先从小巴士下来的是个体格矮壮的俄裔男子，他看着男子快步爬上登机梯，身穿黄色反光背心，上头印着索罗斯清洁公司的标志。

　　再见。

　　托德迈步走过通道，朝机组人员中心走去，脑子里不断浮现这句话。

　　“你的行李箱上不是都放着一个手提包吗?”一名空服员问道，指着托德拖行的新秀丽行李箱。他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是米雅，还是玛雅?无论如何，上世纪他曾在某个中途停留站干过她。有这回事吗?

　　“没有。”托德说。

　　再见。亦即“回头见”?或是“下次再会”?

　　他们经过机组人员中心入口旁的隔间，理论上这是给海关人员用的，海关在这隔间里就宛如惊奇盒弹出的吓人玩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隔间里的椅子都没人坐，而他在航空界服务三十年来，从不曾被海关拦下来搜查行李。

　　再见。

　　亦即“后会有期”，以及“期待下次再见到你”。

　　托德加快脚步，通过机组人员中心入口。

　　一如往常，小巴士在空客旁的柏油路面上一停下来，谢尔盖·伊万诺夫就第一个下车，快步爬上登机梯，前去清理客舱。他提着吸尘器进入机舱，锁上舱门，戴上乳胶手套，把手套拉到手臂上刺青开始的地方，然后掀开吸尘器前方的盖子，打开机长置物柜，拿出一个新秀丽手提包，拉开拉链，打开底层的金属板，查看四个有如砖块般的一公斤重的包裹。接着他把手提包连同包裹放入吸尘器，塞进软管和大集尘袋之间的空间。集尘袋他已事先清空。他关上吸尘器的盖子，打开舱门锁，启动吸尘器。所有动作在数秒内全数完成。

　　打扫和整理完客舱之后，他们从容下机，把浅蓝色垃圾袋放在大发2小巴士的后备厢，返回候机楼。晚上机场关闭前只有几班飞机起降。谢尔盖转头看了看领班珍妮，又望向显示抵达和出发时间的计算机屏幕，看见上面并未出现延迟的信息。

　　“卑尔根我来做。”谢尔盖用刺耳的口音说。他的口音虽然刺耳，但起码他会说挪威语，他知道很多在挪威住了十年的俄罗斯人都还只能用英语沟通。大约两年前伯父把谢尔盖带来挪威之后，就明确指示他必须学习挪威语，并安抚谢尔盖说也许他跟自己一样有语言天分。

　　“卑尔根我来，”珍妮说，“你可以等特隆赫姆。”

　　“卑尔根我来就好了，”谢尔盖说，“尼克可以做特隆赫姆。”

　　珍妮看了看他：“随你高兴，你就做到死吧，谢尔盖。”

　　谢尔盖走到墙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小心地靠上椅背。他的肩膀肌肤依然疼痛，因为一名挪威刺青师曾在那里下过功夫。那刺青师依照谢尔盖提供的图案替他刺青，图案是目前仍在下塔吉尔3市监狱服刑的刺青师伊姆雷寄给他的。这片刺青还有很多尚未完成。谢尔盖想起伯父的手下安德烈和彼得身上的刺青，这两名来自阿尔泰共和国的哥萨克人身上都有浅蓝色刺青，用来述说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和英勇事迹。谢尔盖名下也有个事迹，亦即他杀过一个人，虽然只是个小案子，但已化为天使刺在他身上。未来他可能还会再杀一个人，这次可是个大案子。伯父说，如果必然之事成为必然，他就必须干下这件大案子，并警告他做好心理准备，好好磨炼用刀技巧。有个男人会来奥斯陆，伯父如此说道。此事尚未完全确定，但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