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你能找到替你演这种角色的演员。”贺米亚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大卫承认道：“只要剧本上有一点疯狂的暗示，演员马上就会很卖力的演出，要是有暴毙的情形也一样。可是没有哪个演员能安安静静地倒下去死掉，一定要咆哮、跌倒、翻眼睛、喘气、捧着心脏、抱着头，很夸张地演出才过瘾似的。说到表演，你觉得费尔丁的‘马克白’怎么样？批评家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梦游之后那一幕跟医生在一起的戏好可怕，”贺米亚说：“‘你不能帮助一个有病的脑子吗？’他让我发现一件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他真的是在命令医生杀她，可是他又的确爱他太太。他把畏惧和爱之间的挣扎完全表现出来了。‘随后你也应该死了。’是我所听过的最沉痛的话。”

　　“要是莎士比亚看到他的剧本被人这么演，也许会觉得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波贝吉公司已经减少了很多他原著的精神。”

　　大卫说。

　　贺米亚喃喃说：“演出者永远有办法让作者觉得意外。”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一个什么叫培根的人写的吧？”

　　芭比问。

　　“那种理论已经过时了，”大卫亲切地对她说：“‘你’对培根还知道些什么？”

　　“他发明火药。”芭比得意地说。

　　大卫看看我们，然后说：

　　“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女孩了吧？她知道的事老是很出人意料。亲爱的，是法兰西斯，不是罗杰。”

　　“我觉得费尔丁扮演第三个凶手很有意思。以前没有这种例子？”贺米亚问。

　　“我想有，”大卫说：“那时候多方便啊，只要想除掉一个人，随时可以找到替你动手的凶手。要是现在还能这样，那就有意思了。”

　　“可是还有啊，”贺米亚辨道：“那些地痞流氓什么的，像芝加哥就有。”

　　“喔，”大卫说：“我指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说一般人想除掉某个人——例如生意上的劲敌、老不死的有钱姑姑等等。要是现代人能打一通电话，说：‘麻烦派两名杀手来好吗？’那该有多方便。”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如果真的想那么做，也有办法，对不对？”芭比说。

　　我们不解地看着她。

　　“什么办法，宝贝？”大卫问。

　　“喔，我是说，也有人办得到……像你说的，跟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不过我猜费用很贵。”

　　芭比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来天真无邪，双唇也微启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大卫好奇发问。

　　芭比似乎很困惑。

　　“喔——我想——我弄错了。我指的是‘白马’那种事。”

　　“白‘马’？什么样的白马？”

　　芭比红着脸，垂下眼睛。

　　“我好傻，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不过我完全弄错了。”

　　“来，吃点布叮”大卫体贴地说。

　　（二）

　　每个人大概都有过一种奇怪的经验，就是听到一件事之后，往往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又碰到一次。我这回就是。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我过去接。

　　“福来斯曼七三八四一。”

　　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喘息的声音，对方上气不接下气，但却很坚定地说：“我想过了，我会去！”

　　我迅速动动脑筋。

　　“太棒了，”我一边拖延时间道；“噢你——是——”“毕竟，”那声音说：“总不会被雷击中两次吧！”

　　“你肯定没打错电话吗？”

　　“当然，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不是吗？”

　　“对了！”我说：“你是奥立佛太太。”

　　“喔，”那个声音说：“原来你刚才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根本没想到。我说的是罗妲的园游会，如果她希望我去，我就去。”

　　“你真是太好了，他们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不会有宴会吧？”奥立佛太太问。

　　她又说：

　　“你也知道，那些人明明看到我在喝姜酒或者蕃茄汁，没有在写作，偏偏还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在写作？’又说他们喜欢我的书，这话当然很讨人喜欢，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要是我说：‘我很高兴。’听起来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一样陈腔滥调。嗯，事实当然没错。你想他们不会要我到‘粉红马’去喝点东西吧？”

　　“‘粉红马’？”

　　“是啊，白马，我是指酒店。我对酒店实在很没办法，我可以勉强喝点啤酒，可是会觉得很难过。”

　　“你说的‘白马’到底是指什么？”

　　“有一家叫‘白马’的酒店，对不对？或者是‘粉红马’，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乱想。我有时候真会乱想。”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还有蟋蟀。”

　　“说真的，”奥立佛太太威严地说：“我看一定是弄昏头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想这二度听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索马斯·怀特律师，他告诉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遗瞩中，准许我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名画，”索马斯·怀特先生用十分忧郁的声音说：“不过据我所知，你曾经表示过欣赏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想你一定写信通知过我，可惜我忘了这回事。”

　　“不错，”索马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委员也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爱拉斯米尔广场来一趟——”“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不是个适合工作的早晨。

　　（三）

　　我把挑选出的三幅水彩画夹在腋下，离开爱拉斯米尔广场四十九号，几乎立刻撞上一个正要进门的人。我们彼此道歉之后，我正要叫计程车，忽然想起什么，马上转身问对方：“嗨——你不是柯立根吗？”

　　“是蔼—你——对了——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

　　以往念牛津大学的时候，吉姆·柯立根和我一直是朋友，可是我们到现在至少有十五年左右没有见面了。

　　“我知道你很面熟，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柯立根说：“我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很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