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街道不过是一条垃圾遍地、雨水横流的小巷子，我没有看到任何招牌或者店面，更别说咖啡馆了。所有建筑的外墙都漆黑一片，只有楼上的窗户隐隐透出灯笼的火光。车夫已经放下了车轭开始点烟，我依然坐在车上没有动弹。

　　“请快一点儿。”克里希纳冲我打了个响指，就像昨天招呼那群搬运工一样。他走到街边一个睡着的男人身旁，推开一扇毫不起眼的门。门里的灯泡照亮了一道狭窄陡峭的楼梯，隐约的交谈声从楼上飘了下来。

　　我跳下车，跟着他走进灯光中。克里希纳推开二楼的另一扇门，一条宽阔的走廊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看到街道那头的大学了吗?”他回头问我。我点点头，虽然那所学校的建筑看起来跟仓库差不多。“当然，这就是大学的咖啡店了。不，我说得不对，应该说咖啡馆。就像格林尼治村一样，没错。”

　　克里希纳向左一拐，领着我走进一间宽敞的屋子。粗壮的柱子撑起高高的天花板，墙上没有窗户，让我想起芝加哥洛普区附近的一座车库。昏暗的灯光下至少摆着五六十张桌子，但只有几张桌子旁边有人。身穿宽松白上衣的青年三三两两地坐在做工粗糙的深绿色咖啡桌旁，他们的表情看起来热忱而诚挚。吊扇在二十英尺高的天花板上有气无力地转动，微不足道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搅动潮湿的空气，稀稀拉拉的灯泡时明时暗，让眼前的场景看起来像是闪烁的老旧默片。

　　“一间咖啡馆。”我机械地重复道。

　　“这边请。”克里希纳领着我穿过挤挤挨挨的桌子，走向最深处的角落。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独自坐在墙边的长凳上，看到我们过来，他站起身来。

　　“卢察克先生，这位是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克里希纳为我介绍道，随后他又对那个年轻人说了几句孟加拉语。屋里太暗，我看不清他的样子。青年迟疑着伸手与我相握，他的掌心湿漉漉的，我借机打量着这张瘦削的脸庞。他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青春痘很多，脓疱简直闪闪发亮。

　　我们沉默地站了片刻。青年搓搓手掌，偷偷瞥了几眼咖啡馆里的其他学生。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有人转过头来，但现在他们都移开了视线。

　　一位满脸胡茬儿的白胡子老头儿送上咖啡，我们在桌边坐下。杯子有好几个豁口，釉面上还有放射状的灰色裂纹。咖啡劲头十足，而且味道好得出人意料，可惜有人自作主张地加了大量的糖和酸牛奶。老头儿不言不语地站在桌旁，克里希纳和穆克塔南达吉同时将视线投向我，于是我掏出皮夹，抽出五卢比放在桌上。老头儿拿了钱就走，完全没打算找零。

　　“穆克塔南达吉先生，”我居然能记住这个名字，真为自己骄傲，“你有加尔各答诗人M.达斯的消息?”

　　男孩低下头，对克里希纳说了句话。克里希纳快速回答了他，然后向我露出鲨鱼般的微笑。“很遗憾，穆克塔南达吉先生的英语不太流利。卢察克先生，恐怕他不会说英语。他请我为他翻译，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卢察克先生，他现在就告诉你他的故事。”

　　“我以为这是一次采访。”我说。

　　克里希纳举起右掌：“对，对。请你理解，卢察克先生，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先生愿意跟你见面，完全是为了帮我的忙，我曾是他的老师。其实他不太情愿。如果你能耐心听他的故事，我会尽量准确地翻译。听完故事以后，如果你还有问题，我会向穆克塔南达吉先生转达。”

　　真该死，我想道。一天里我第二次后悔没带上阿姆丽塔。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取消会面或者重新安排时间，随后又打消了念头。最好赶紧办完这事儿。明天我就将拿到达斯的手稿，运气好的话，晚上我们就能坐上回家的飞机。

　　“很好。”我说。

　　年轻人清清嗓子，推了推厚厚的眼镜。他的声音比克里希纳还要尖细。每说几句话，他就会停下来揉揉脸或者脖子，等待克里希纳翻译成英语。最开始我有点儿不耐烦，但他说的孟加拉语就像音乐，克里希纳的英语口音也暗含韵律，如咒语般令我渐渐入迷。感觉像在看一部外国影片，你努力想跟上字幕，却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

　　有几次我打断他的叙述提出问题，但穆克塔南达吉似乎不喜欢这样。于是几分钟后，我不再提问，只是慢慢啜饮正在变凉的咖啡，静静聆听。克里希纳有时候也会转头用孟加拉语跟男孩说几句，他们对话的时候，我只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只懂英语的白痴。他们的语速极快，我怀疑就算阿姆丽塔来了也未必能听懂。

　　克里希纳的语法经常很奇怪，用词也不大妥当，故事刚开始，我就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重新组织他的语言。有时候我会在笔记本里记下一些细节，但片刻之后，就连这样的动作也成了分神的负累，于是我放下手中的笔。头顶的风扇缓缓转动，闪烁的灯光仿佛夏夜里远处的闪电，我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克里希纳为贾伊普拉卡希·穆克塔南达吉转述的故事之中。

　　06

　　一个要求

　　当我死后

　　请不要丢掉我的肉和骨头

　　请把它们堆起来

　　让它们

　　用气味

　　告诉人们

　　生命在地球上的价值

　　以及

　　最终

　　爱的价值

　　——卡梅拉·达斯

　　“我是个首陀罗种姓的穷人，我的父亲雅各迪斯凡兰·比布蒂·穆克塔南达吉生了十一个儿子，他曾加入圣雄甘地的队伍，徒步走向海边。

　　“我的家乡是杜尔加布尔附近一个名叫安古达的村子，杜尔加布尔位于加尔各答通往贾姆谢德布尔之间的铁路线上。安古达是个贫困的小村，外面的人对我们漠不关心。唯独有一次，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的两个儿子被老虎吃掉了，布巴内什瓦尔的一家报纸派了个人来采访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问他感觉怎么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它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这件事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以后，我才出生。

　　“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我的祖父S.莫克西·穆克塔南达吉借过钱给村里的一个放债人。我是父亲的第八个儿子，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早就把祖父借出去的钱都拿了回来，还倒欠了许多。为了付清部分债务的利息，我的父亲不得不卖掉家里最肥沃的六英亩土地——也就是离村子最近的那块地。剩下的十五英亩土地零零散散分布在很远的地方，父亲把它分成了十一份，每个儿子一份，但我们的土地实在太少，每份土地种出来的东西还不够养活两头小牛。

　　“1971年，这样的情况好转了一点点：我的哥哥马梅德希沃参军去打仗，结果没过多久就被巴基斯坦人杀死了。家乡的兄弟们瓜分了他的土地，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穷。

　　“于是我的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在杜尔加布尔的基督教农业学院读了八年的半日制课程。那所学校是由孟加拉家畜授精中心的大富翁迪比先生资助的，规模很小。我们的书不多，老师也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患有梅毒，脑子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