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他会好起来的。”这话连她自己都不信。米克一直对珍妮和汤姆的妻子莫伊娜自学校里结下的友谊持保留态度。她俩一直是最好的朋友，珍妮和米克的婚礼上，莫伊娜是伴娘。等到两人需要互换角色时，珍妮刚巧怀孕了。米克认为，珍妮越来越大的肚子刚好能作为借口，省去购买伴娘服饰的开销。这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命令。尽管汤姆·坎贝尔人品好、长得俊、待人诚恳，但他不是矿工。没错，他在夏洛特夫人矿场干活，下到瘆人的井底作业。有的时候，还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但是他不属于矿工。他是一名矿井安检员，是另一种组织的成员，是负责监督卫生安全条例实施状况、确保矿工们各司其职的资方人员。矿工们给最简单的工种取了个名，叫“安检活儿”。这个词听上去不带褒贬，但是在这样一个“我”的生命掌握在“你”手中的环境里，这个词就表达了一层轻蔑的感情。所以，但凡和汤姆·坎贝尔有关的事，米克·普兰蒂斯总保留三分意见。

　　米克抱怨被邀请到坎贝尔一家位于西威姆斯的独立式宅子里共进晚餐，他也不喜欢汤姆邀请自己加入足球队，他甚至还唠唠叨叨地责怪米莎在几年前陪着患癌症的莫伊娜过完最后的日子。而当汤姆所属的资方工会在加入罢工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倒向矿主那一方时，米克更是气急败坏，怒不可遏得像个任性的孩子。

　　珍妮怀疑，丈夫的生气部分要归咎于罢工形势恶化以来，汤姆对他们一家子人所表现出来的热心。他还常常带礼物来家里看看——一袋苹果，一包土豆，给米莎的玩具。这些东西也都有明确的来路——邻居家的树又丰收啦，自家吃不完的土豆啦，保龄球俱乐部赢来的奖品啦。事后米克总是牢骚不停，“嗟来之食”，他一直这么说。

　　“他是想用不伤我们尊严的方式帮助我们。”珍妮说。汤姆的出现总令她想起顺境的时候。而且，每次他出现的时候，珍妮还真有了看到希望的感觉。她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自己，一个更年轻的自己，一个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女人。因此，尽管她知道会触怒米克，但珍妮仍很高兴请汤姆在厨房的桌子边坐下来聊聊。

　　汤姆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松松垮垮却分量沉重的袋子。“几磅腊肉你有用处吗?”他说，因为担心而眉头紧皱。“我家小姑子从爱尔兰老家农场里带来的。但是熏过，我不会弄，看了也叫我恶心，所以我觉得，与其浪费还不如……”他一边说一边把东西递给了珍妮。

　　珍妮毫不犹豫地接过手。她自责地哼了一声。“瞧瞧我，几磅熏肉就能让我心动不已。这可真是拜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阿瑟·斯卡基尔所赐。”她摇着头说，“谢谢，汤姆，你是个好人。”

　　他看向别处，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的眼睛盯着钟表。“你不去接孩子吗?对不起，我等着等着就忘了时间。我只是想……”话没说完他就红着脸站了起来。“我会再来的。”

　　她听到客厅里传来靴子的声音，然后是门被拴上的声音。她把熏肉扔到灶台上，熄灭了汤锅下的灶火。现在可以做另一种汤了。

　　莫伊娜一直是比她幸福的女人。

　　2007年6月28日，周四，威姆斯的纽顿村。

　　珍妮回过神，看着凯伦。“我想大概是到了七点，我才意识到米克还没有回家。我生气了，因为我煮好了茶等着他。我哄孩子睡着后把她送到隔壁家照顾，自己跑到福利社看看米克是不是在那里。”她摇了摇头，事情过了那么多年，她依然觉得吃惊。“他肯定不在。”

　　“有人见过他吗?”

　　“显然没有。”

　　“你当时一定很担心吧。”凯伦说。

　　珍妮一耸肩。“那倒没有。我已经说过，我们俩还没有分开。我猜他肯定赌气跑去安迪家了。”

　　“就是照片里的那人?”

　　“是的。安迪·克尔，他是工会里的领导，但是那会儿正好请病假，据说他压力过大。他们说得没错，不到一个月他就自杀了。我一直认为米克去当工贼是压垮安迪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很崇拜米克。这事儿一定让他心痛不已。”

　　“因此他认为米克去诺丁汉当了工贼。”凯伦追问道。

　　“是的，他在树林里的一处蛮荒之地建了座屋子，他说自己喜欢那儿的平和与宁静。他带我去过一次，那地方令人毛骨悚然——你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它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我可不愿意住在那地方。”

　　“你没有打电话去确认吗?”“薄荷糖”插嘴说。两个女人转头带着宽容而又觉得好笑的表情看着他。

　　“家里的电话几个月前就被切断了，小伙子。”珍妮一边说，一边和凯伦相互看了一眼。“那个年代还没有移动电话。”

　　凯伦很想喝上一口水，但她死也不愿意开口求珍妮·普兰蒂斯。她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担心的?”

　　“早上米莎喊我起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这可从来没发生过。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周五刚刚吵过架，我俩只是斗了几句嘴，更厉害的我们都吵过。早上起来没见到他，我才意识到出事了。”

　　“你干什么了?”

　　“我照顾米莎吃了饭，穿好衣服，把她送到同学劳伦家里，然后穿过树林去了安迪家。可是那儿没人，我记起米克说过安迪休病假了。也许安迪想去高地待几天，忘了这儿发生的事，让自己的精神恢复正常。那么他当然不在家了。当时，我真的害怕了。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万一他病了怎么办?”想起这些，珍妮依然心有余悸。她的手指不停地摆弄衣服的折边。

　　“我去找了福利社的工会代表，我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米克的下落，那就一定是这些人;或者他们至少知道我该去哪里找他。”她的眼睛盯着地板，双手紧握放在腿上。“就在那一刻，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1984年12月15日，周六，威姆斯的纽顿村。

　　一大早，尽管没有多少人气，但珍妮刚一进门，就感到矿工福利会会所里的温度依然比家中高一些，虽然高得不多，但感觉明显。平时她不会注意生活中的这些细微差别，但是今天她只想些除了丈夫失踪以外的事情。她在门厅处踟蹰了一小会儿，想想该去哪里。她隐约记得，全国矿工工会的办公室在楼上，于是她便走上雕琢华丽的楼梯。走到楼梯平台处，她就辨明了方向。她知道自己只要顺着低沉的说话声和一缕缕扬得高高的香烟雾方向就能找到目的地。

　　沿着大厅走过几码，一扇门半开着，说话声和香烟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珍妮小心翼翼地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然后，一个声音谨慎地说，“进来。”

　　珍妮像教堂里的老鼠一般绕过了门。屋子的大部分空间被一张铺着漆布的U形桌占据，六个男人围绕着桌子无精打采地坐着，姿态迥异。珍妮有些吃惊，因为她认出了坐在桌子顶角处的那个人。米克·麦加希，以前是个共产党，苏格兰矿工工会的头儿。据说是唯一一个说出来的话能同阿瑟·斯卡基尔相抗衡的人物。他的前任曾竭力排挤他，将他排除在领导层之外。假如每次听到有人说让麦加希领头局势会有多么的不同，珍妮都能得到一英镑的话，那么她现在恐怕早就成了村里中最有钱的贵妇人了。“抱歉。”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想说句话……”她眨了眨眼睛，环顾了一圈，希望找到个认识的人能听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