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非常忠诚。我认识他的父亲，八二年被以色列人杀害。”

　　“他有没有查找窃听器?”

　　“我让他先别动。”

　　“好的，”塔里克说，“留在原处。我们可以将它为我所用。那女孩怎么样?她的戏份还没完吧?”

　　“我告诉过尤瑟夫了，让他继续和她约会。”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显然姿色诱人。”

　　“你在伦敦有没有资源，能不能跟踪她?”

　　“绝对可以。”

　　“那就去做吧。传一张她的照片给我。”

　　“你有什么妙计吗?”

　　他们经过一座小广场，然后走上一座又高又陡的山丘。到达坡顶的时候，塔里克已经将他的全部计划解释清楚了。

　　“妙极了，”凯末尔说，“但是有一个缺陷。”

　　“是什么?”

　　“你自己也得牺牲。”

　　塔里克苦苦一笑，说道：“这是我长久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信息。”他转身远去。不多时他就消失在雾霭之中。凯末尔打了个寒战，他竖起外套的衣领，迈步走回上城区，去听法朵音乐。

　　[1]埃斯库多(escudo)：葡萄牙流通铸币。

　　[2]法朵(Fado)：一种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葡萄牙民谣成格音乐。

　　27

　　伦敦，贝斯沃特

　　谍战进入了一个轻松舒服的阶段，更准确些说，应该是个无聊而乏味的阶段。加百列将漫长无尽的时间都花在了监听上，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监听着尤瑟夫的日常琐碎，监听喇叭似乎在没完没了地播放着拙劣的广播剧。尤瑟夫煲电话粥了。尤瑟夫一边喝咖啡、抽着烟，一边和巴勒斯坦朋友争论政治问题。尤瑟夫对一位伤心的女孩说，他不想再见她了，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好上了。加百列发觉自己完全堕入尤瑟夫的生活步调之中。尤瑟夫吃饭，他也吃饭，尤瑟夫睡，他也睡，尤瑟夫同杰奎琳做爱的时候，加百列也在和她做爱。

　　不过十天过去了，加百列的窃听器没有捕获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此可以有几种说得通的解释。也许根本就是沙姆龙犯了个错误，没找对人。也许尤瑟夫真的只是个学生、侍者。也许他的确是个特工，但活动不积极。又或者他是个积极的特工，但他和同志们用其他方式联络，比如视觉信号，或其他非人力的交流方式。要想查清楚究竟，加百列就必须采取行动，全方位全天候地监控。这就需要一个团队轮班作业，至少一打人马，保安措施齐备的公寓，车辆组织，无线电……一个这样大动干戈的行动很难瞒得过大不列颠的军情五处。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令加百列最为头疼：此次行动已经暴露了。监控毫无结果，或许是因为尤瑟夫已经怀疑他遭到监视。也许他怀疑公寓里有窃听器，电话也被人录音了。也许他也怀疑这位美丽的法国姑娘其实就是个以色列间谍。

　　加百列决定，应该趁现在去巴黎，同沙姆龙来一次面对面的会晤。

　　次日早晨，他和沙姆龙在穆夫达街的一间茶馆里会面。沙姆龙付了茶钱，他们缓缓地走上山坡，穿过市场和街边的众多摊贩。“我想把她从这局棋里撤出来。”加百列说。

　　沙姆龙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捡起一只橙子，审视半晌，又轻手轻脚把它放回篮子。然后他说：“大老远把我叫到巴黎，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就是为了这么个疯狂的决定。”

　　“有些事情不大对劲。我想趁着还没有陷得太深把她撤出来。”

　　“她还没暴露，我的回答是暂时不要撤。”沙姆龙认真地看着加百列，又道，“你的脸怎么沉下来了?加百列?你把磁带送给我之前自己听过吗?”

　　“当然听过。”

　　“那你还听不明白吗?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讲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史?以色列人的残忍?背诵巴勒斯坦诗篇?那些民间故事，描绘犹太人没来的时候，巴勒斯坦的美好生活?”

　　“你的重点是什么呢?”

　　“这小子要么是堕入爱河了，要么他心里在盘算别的主意呢。”

　　“后者更让我担忧。”

　　“你有什么根据说尤瑟夫怀疑那个漂亮姑娘了呢?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打算利用这个容易摆布的女孩子，让她为塔里克和他们的组织做事呢?”

　　“有!可她对此却准备不足。说实话，对于如何应对，我们也准备不足。”

　　“那就是说你要卷铺盖走人了?”

　　“不，我只是想把杰奎琳撤出来。”

　　“接下来又怎样?尤瑟夫会紧张。尤瑟夫起了疑心，把公寓搜个底儿朝天。如果他是个训练有素的，他会把所有电子、电气的东西全扔掉。你的麦克风也一块儿扔了。”

　　“如果我们干得利索，让她从容脱身，他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再说，我们雇用她的时候，承诺过这是个短期任务。你知道她还有别的工作要做。”

　　“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付她薪水，最高额度的。她留下，加百列，讨论结束。”

　　“如果她留下，我就走。”

　　“那走好了!”沙姆龙脱口道，“回康沃尔郡去，把你的脑袋埋在你那幅什么韦切利奥里吧。我会再派个人接替你。”

　　“你知道我是不会把她放在你手里的。”

　　沙姆龙迅速改了语气，准备妥协：“你超负荷工作太久了。你脸色不太好嘛。我还没忘了当初的情形。休整几个小时吧，别去管尤瑟夫，他不会跑掉的。兜兜风，清醒清醒头脑。我需要你的最佳状态。”

　　回伦敦的火车上，加百列进了厕所，锁上了门。他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眼睛周围又添新皱纹了，他的嘴角紧绷，下颚上的骨头嶙峋，如同刀割过一般。眼圈黑了，像是被煤灰弄脏了。

　　“我还没忘了当初的情形。”

　　“黑色九月”行动后，他们都出现了一些症候：心脏问题，高血压，皮肤出疹子，慢性感冒。杀手受的苦最多。罗马的第一次任务后，加百列发觉自己再也睡不好觉了。每次他闭上眼，就会听见子弹撕破皮肉击碎骨骼的声音，看见红酒和着血污溅在大理石地板上。沙姆龙在巴黎找了位大夫，是个志愿特工，他给了加百列一瓶强效的镇静剂。短短数周的工夫，他居然对药物上了瘾。

　　药物和紧张焦灼使加百列露出老态，令人咋舌。他的头发变硬了，嘴巴皲裂，眼睛的颜色犹如烟灰。他额头处的黑发变灰了。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看上去却至少有四十岁。他回到家，莉亚几乎认不出他。他们做爱的时候，她说好像在同另一个男人做爱——不是老年版的加百列，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他向脸上泼了些凉水，用纸巾用力地擦着，然后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影子。他仔细思量着世事的连锁效应。一环一环，命运的奇异轮转，一步一步将他引领到了眼下的处境。如果没有希特勒，没有大屠杀，他的父母就会留在欧洲，而不是流离失所，逃亡到伊茨雷埃勒峡谷的农村定居点。大战之前，他的父亲是慕尼黑的一位平易无争的历史学家，母亲是布拉格的一位天才画家。他们都不适应定居点的集体主义生活，也不适应锡安主义者对体力劳动的热情。他们对待加百列，好像对待一个迷你版的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和大人有不同需求的男孩子。他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寻开心，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他最早的童年记忆，就是他家在定居点的两个小房间，父亲坐在椅子上看书，母亲在画架前作画，加百列坐在他俩之间的地上，用粗糙的积木搭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