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向她承诺过，这是个短期的任务：色诱他，进入他的公寓，拿到他的钥匙和电话，然后脱身。她没有做过长期的打算。再次和尤瑟夫睡在一起，她感到恶心。不过还有别的。她同意回到伦敦，是因为她原以为同加百列工作，可以重新燃起他们的恋情，然而不知为何他们更加疏远了。她极少看到他——他通过书信与她交流。他们在一起为数不多的时间里，他表现得冷漠而疏远。她居然认为可以回到他们之前在突尼斯的状态，真是愚蠢的想法。

　　她走进皮卡迪里广场地铁站，走上了拥挤的月台。她想到了她的别墅，阳光普照的瓦勒堡，山丘旁的单车之旅。有几刻，她会想象着加百列同她并肩骑行，想象着他的双腿有节奏地上下蹬踏。紧接着她又觉得自己很傻，何苦去想这些事情。列车来了，她挤进满满腾腾的车厢，扶住一只金属手柄。列车猛然启动，她决定了，今夜是最后一夜。明天一早，她就对加百列说，她退出。

　　加百列在监听站的地毯上踱着步，偶尔漫不经心地踢着一颗柠檬绿的网球。将近午夜了。杰奎琳和尤瑟夫刚刚做完爱。他听着他们互相表述着生理上的快感。他听到尤瑟夫用厕所的声音。他听着杰奎琳走到厨房找东西喝。他听见她问尤瑟夫把香烟藏在哪里了。

　　加百列躺在沙发上，一边朝天花板抛着球，一边等待着尤瑟夫开始今晚的讲课。他琢磨着这回的题目是什么呢。昨晚又是什么来着——对，犹太人如何吹牛说唯有他们才能使沙漠变绿洲。不不，那是前天晚上。昨天晚上是巴勒斯坦人如何遭了阿拉伯世界的背叛。他关了灯，继续在黑暗里抛球接球，测试着自己的触感和反应力。

　　一扇门开了，开灯的声音。

　　尤瑟夫郑重地说：“咱们得谈谈。我对你做了一些误导。我现在要告诉你真相。”

　　加百列在黑暗中一把接住网球，用手掌紧紧握住。他想到了莉亚，当晚她也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就对他说为了报复他的不忠，她自己也找了情人。

　　杰奎琳漫不经心地说：“听起来好吓人，好严肃啊。”

　　加百列手腕轻巧地一抖，将球抛向黑暗的空中。

　　“是关于我背上的伤疤。”

　　加百列站了起来，扭亮了灯，检查磁带，确认录音设备工作正常。

　　杰奎琳说道：“你背上的伤疤怎么了?”

　　“关于它的来历。”

　　尤瑟夫坐在了床头：“我对你说了谎，我现在要告诉你真相。”

　　他做了一次深呼吸，慢慢地把气吐出来，然后开始轻柔地说话。

　　“巴解组织被赶出黎巴嫩后，我们家住在沙提拉。也许你还记得那天，多米尼克。那天阿拉法特和他的游击队撤离，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还在河边向他挥别。巴解组织走了，我们失去了保护。黎巴嫩一片混乱。基督徒，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士族，互相厮杀成了一片，巴勒斯坦人深陷其中。我们生怕恐怖的事情会发生。你现在记起来了吧?”

　　“我那会儿还小，不过我好像记得。”

　　“那就是个火药桶。一颗小火星就能引发一场屠杀。后来，那颗火星就是贝西尔·杰马耶勒被刺。他是黎巴嫩马龙派教徒的领袖，又是当选总统。他是在基督教长枪党的总部被汽车炸弹炸死的。

　　“那天晚上半个贝鲁特都在呐喊报仇，另外一半在恐惧中瑟瑟发抖。没人知道是谁安放的炸弹。可能是任何人，不过基督徒认定是巴勒斯坦人干的。他们恨我们。基督徒一向不愿意我们留在黎巴嫩，现在，巴解组织走了，他们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杰马耶勒死前说得明明白白：‘有一个民族的人太多了——巴勒斯坦人。’

　　“刺杀案之后，以色列人来到西贝鲁特，占据要点，俯视着萨博拉和沙提拉。他们要清洗巴解组织剩余战斗人员的营地，为了减少以军伤亡，他们派遣了长枪党的民兵替他们办差。一旦放手让民兵进入营地，谁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杰马耶勒死了，我们成了代罪羔羊。一定会是一场血洗，然而以色列军队就是把他们放进来了。

　　“日落时分，以色列人放第一批长枪党人进入了沙提拉，一共一百五十人。他们当然有枪，不过大多数人还都带了刀和斧头。屠杀延续了四十八个小时。被射杀的都算是幸运的。那些运气不好的，都是慢慢煎熬着死去的。他们把一些人剁碎了。他们把人剖肚剖肠，然后由他们慢慢死去。他们还活剥人皮。他们挖出人的眼珠，让人在屠宰场里盲目乱窜，直到最后被射杀。他们把人绑在卡车上，穿街越巷，活活拖死。

　　“孩子们也没能幸免。按照长枪党人的说法，孩子长大了也有可能变成恐怖分子，所以他们把孩子也杀光。女人也不能幸免，因为女人可能生下小恐怖分子。他们还像举行仪式一样，把巴勒斯坦妇人的乳房割下来。他们甚至还有理论，乳房产奶，乳房养育了族人，长枪党人正是要灭绝巴勒斯坦的所有族人。一整夜，他们闯进每家每户，杀了所有的人。入夜后，以色列人用照明弹照亮天空，长枪党人办起事来就更方便了。”

　　杰奎琳掬起双手，盖住了嘴唇。尤瑟夫继续他的故事。

　　“以色列人对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的总部距离沙提拉边界只有两百码。站在屋顶他们就可以一眼看到营地。他们还能监听到长枪党的无线电通话。可他们根本没伸出半根指头阻止他们。为何袖手不理?因为那恰恰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当时只有七岁。我父亲已经死了。他是在那年夏天遇难的，那会儿正是贝鲁特战役，以色列轰炸了难民营。我当时和母亲和妹妹住在沙提拉。她才一岁半。我们躲在自家床底下，听着惨叫声和枪声，看着人影在墙壁上跳舞。我们祈祷长枪党人能错过我们的家。有时候我们听见他们就在窗外。他们在大笑。他们见人就杀，杀了人还在笑。一有声音接近妈妈就捂住我们的嘴。她几乎要把我妹妹闷死了。

　　“终于，他们破门而入。我挣脱了我母亲的掌握，向他们奔过去。他们问我家人都在哪里，我说人都死光了。他们笑着，告诉我很快我也会和家人在一起了。有一个长枪党人带着刀。他揪住我的头发拖到外面。他剥了我的衬衫，在我后背上剥下一块皮。然后他们把我绑在卡车上，拖着我穿过街道。那时候我失去了知觉，不过在晕过去之前，我记得长枪党对我开过枪。他们拿我当练枪的靶子了。

　　“也不知怎么，我就活下来了。也许是他们以为我死了，我也不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绑我的绳子还套在右脚踝上。我爬过一堆废墟，然后等着。我在原地待了一天半。屠杀终于结束，长枪党民兵撤出了营地。我从藏身的地方出来，回到我家人的住地。我在床上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没穿衣服，还被强奸过。她的乳房都被割掉了。我找妹妹。我在厨房的桌上找到了她。他们把她砍碎了，身体摆成一个圆圈，中心放着她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