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者怎么样了?”安德鲁问道，“我们是在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赶来问问他们的情况的。”

　　“你又回来了?”实习医生看到安德鲁出现在急诊室大厅时说道，“我们昨晚找了你好久，我甚至开始想是不是你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应该负责，所以就趁机逃走了。”

　　“我没法儿一直等你，再说你根本没有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才能从手术室中出来。”

　　“可我的确不知道手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没错，这也是我当时的想法，我想我还是不要在停车场度过这个晚上了。所以我刚刚从警察局出来。”

　　“你和谁谈过了?”

　　“一位叫古尔特的警察先生，相当好心的警察，嗓音低沉，戴着厚厚的眼镜。”

　　医生点了点头，安德鲁的描述完全符合村里三位警察中的一位的特征。

　　“他们非常幸运，幸好当时有你经过。伤势较为严重的那位今天早晨已经被送往首都的医院。我们的医院太小了，没法儿处理太过严重的伤势。奥尔塔格先生，他只在大腿处有一个比较深的伤口。我们为他做了手术，他现在正在监护室里休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病房了，明天也许会有一间空的，不然我们就会想办法帮他办理转院手续。你想见见他吗?”

　　“我没什么事情，不想让他白白劳累。”

　　“他要是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我要上楼查房去了，你请自便吧，监护室就在走廊尽头的地方。但是别待太久，病人需要休息。”

　　医生向安德鲁挥手告别，离开的时候还告诉护士这位先生可以去探望他的病人。

　　安德鲁拉开隔开监护室病床的帘子。

　　奥尔蒂斯正在休息。玛丽莎晃了晃他的肩膀。

　　“又是你们!”奥尔蒂斯睁开了眼睛。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安德鲁问道。

　　“他们给我打了麻醉针，现在好多了。你们还想要我做什么?”

　　“我们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说什么机会?”

　　“如果我没有弄错，你在这里登记的名字是奥尔塔格?”

　　“这是我证件上的名字。”奥尔蒂斯说着垂下了视线。

　　“你也可以用这个名字从这里出院回家。”

　　“直到你的报道发表的那天?”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请说。”

　　“你诚实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在我关于奥尔蒂斯的报道中就不会提到他的新身份。”

　　“谁能保证你一定会信守诺言?”

　　“我只能以我自己的名誉起誓。”

　　奥尔蒂斯看了安德鲁好一会儿。

　　“那她，她会保守秘密吗?”

　　“当然会，就像她昨晚会用手枪抵住你的太阳穴一样。我不认为她会希望我不信守诺言，因为这件事也关系到她的未来，不是吗?”

　　奥尔蒂斯沉默了，面部的肌肉皱成一团。他的视线落在插在自己血管里的静脉点滴的针头上。

　　“说吧。”他叹了口气。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养玛利亚·露兹的?”

　　显然这个问题正中靶心。奥尔蒂斯的脸转向了安德鲁，安德鲁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在我退役的时候，费布尔希望借此让我永远地保持沉默。他带我去了一家秘密的地下孤儿院。大部分孩子还是几周大的婴儿。他让我在其中选一个，并告诉我这是让我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最好办法。他对我说，当我驾驶着将她父母抛进大海的飞机时，我也为拯救这个无辜的灵魂尽了自己的力量。”

　　“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至少我知道的不比费布尔更多。我不是执行此类飞行任务的唯一飞行员。但是的确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我刚刚结婚没多久，玛利亚·露兹是这些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想如果是个两岁大的孩子，大概还会容易一些。”

　　“但这是一个偷来的孩子，”玛丽莎抗议道，“你的妻子能够接受参与这样可怕的行动吗?”

　　“我的妻子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她临死前，她一直相信玛利亚·露兹的父母是被蒙托内罗斯组织杀害的，我们有责任照顾她。费布尔帮我们搞到一张新的出生证，上面填的是我的姓氏。我对妻子说，也许对玛利亚·露兹来说，不知道发生在她家中的悲剧，无忧无虑地过上属于她自己的生活，会更简单一些。我们非常爱她，我们待她就好像是她的亲生父母。我妻子过世的时候，玛利亚·露兹十二岁，她为之哭泣就像所有人为自己的母亲哭泣一样。此后我就一个人抚养她长大，我发疯一般地工作，为她支付在大学里学习文学和外语的学费。只要是她想要的，我都会给她。”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玛丽莎打断了奥尔蒂斯的话，站起身。

　　安德鲁生气地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她。玛丽莎跨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背过了身去。

　　“玛利亚·露兹现在还住在杜美尼尔吗?”安德鲁又问道。

　　“不，她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当她二十岁的时候，五月广场母亲组织找到了她。玛利亚·露兹每周末都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她在那里搞政治!那些游行她一次都不会错过，她觉得自己正在为所谓的社会进步贡献力量。都是那些在大学校园长凳上伺机而动的工会分子向她灌输了这些观点，和我们给她的教育完全不同的观点。”

　　“但是正好与她真正的父母的观点不谋而合。她的血管中流的不是您的血液，苹果永远只会落在苹果树下。”

　　“你觉得左派思想是会遗传的?也许吧，有些缺点的确是会代代相传的。”奥尔蒂斯愤怒地喊道。

　　“左派思想，你谈到它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屑，但是人道主义永远凌驾于一切之上。”

　　奥尔蒂斯转身望着安德鲁。

　　“如果她再打断我们的谈话，我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次玛丽莎骄傲地冲着奥尔蒂斯扬了扬手指，走出监护室。

　　“五月广场母亲们在玛利亚·露兹参加游行的时候认出了她。她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接近她。当她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的女儿立即申请改名。她在同一天离开了我们的家，什么都没有说，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

　　“你知道她后来去了哪儿吗?”

　　“我完全不知道。”

　　“你试着去找过她吗?”

　　“只要一有游行发生，我就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碰碰运气。我偷偷跟着游行的队伍，希望能够看到她的身影。有一次，我真的看到她了。我和她说话，求她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们好好谈谈。她拒绝了我。在她的目光中，我看到的只有仇恨。我曾很怕她会揭发我，但是她没有那样做。在拿到学位之后，她离开了阿根廷，我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任何消息。你现在可以写你的报道了，斯迪曼先生，我希望你遵守你的诺言。我不是为了自己而请求你，而是为了我的另一个女儿。她对这件事一无所知，除了她姐姐是我们收养的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