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见谅，”波洛说，“这封信没有按时寄到我这里，所以我对许多事，特别是很多秘密非常感兴趣。有些问题我很想问一下。”

　　此时的艾伦对于波洛所提的任何要求都认为是理所当然了。我们换到颇为拥挤的起居室里，把鲍勃想要的狗球给了它，它平静地退到桌子底下啃球去了。波洛开始了他的讯问。

　　“首先，”他说，“据我所知，韦勒小姐最近的亲戚只有两位？”

　　“没错，先生。詹姆斯先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詹姆斯·格拉汉姆先生——还有莫莉·戴维森小姐。他俩是表兄妹，韦勒小姐的外甥和外甥女。您知道，韦勒小姐姊妹五人，只有两位结了婚。”

　　“那么劳森小姐并无亲戚关系咯？”

　　“确实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只是受她雇用的陪护。”艾伦的声音里露出轻蔑之情。

　　“艾伦，你喜欢劳森小姐吗？”

　　“哦，先生，这么说吧，她不是那种会让您不喜欢的人。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可怜的东西，总是胡说八道什么灵魂的事儿。她和韦勒小姐，还有两位萍小姐经常坐在黑暗里。她们管这叫什么降灵会。她发病的那天晚上她们不知为什么又搞这个了。依我看，就是因为邪恶荒唐的降灵会，她才没把钱留给自己的血亲。”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立新遗嘱的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吧。”

　　“哦！不，我知道。她还卧床不起的时候叫的律师。”

　　“卧床不起？”

　　“是的，先生——是摔的。从楼梯上摔下来。鲍勃这家伙把它的球留在了楼梯顶上，她踩在球上滑了下来。当时是晚上。我跟您说过，她经常起床到周围散步。”

　　“当时房子里有谁？”

　　“詹姆斯先生和莫莉小姐在这儿过周末。是复活节，银行休假日那晚。厨师、我、劳森小姐、詹姆斯先生还有莫莉小姐，随着摔落的尖叫声，我们都跑了出来。她划破了脑袋，扭伤了后背，不得不卧床将近一周。没错，她叫哈里代先生来的时候还在床上，是事发之后的礼拜五。园丁还得进来作证，因为遗嘱里有涉及我的内容，而厨师一个人又不够。”

　　“银行休假日是八月十日{这里应该写作“四月”。}。”波洛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礼拜五就是十四日。接下来呢？韦勒小姐又起床了吗？”

　　“哦！是的，先生。礼拜六她起床了，您瞧，莫莉小姐和詹姆斯先生，他们又过来了，是担心她吧。詹姆斯先生甚至在之后的那个周末也过来了。”

　　“二十二日的那个周末？”

　　“是的，先生。”

　　“那么韦勒小姐最后是什么时候发病的？”

　　“是二十五日，先生。詹姆斯先生前一天离开了。韦勒小姐似乎又好如往常了——当然除了消化不良，那是长期的毛病，那场降灵会后她突然就发病了。您瞧，她们吃完晚餐就做了一场降灵会，于是两位萍小姐回了家，劳森小姐和我扶她上了床，然后去请劳伦斯大夫。”

　　波洛皱着眉头坐了片刻，然后他向艾伦询问了戴维森小姐和格拉汉姆先生的地址，又问了劳森小姐的地址。

　　三个人看来都在伦敦。詹姆斯·格拉汉姆是个化染工厂{奇怪的是，这个非常特别的职业，在毒杀案中非常可疑，但却再没有提到过。}的新合伙人，戴维森小姐在多佛街一家美容院工作，劳森小姐在肯辛顿的大街租了个公寓套间。

　　我们离开的时候，小狗鲍勃冲上楼梯顶，躺下来小心地用鼻子顶了一下球，球沿着楼梯边缘弹了下来。它待在上面摇着尾巴，一直摇到球被重新扔回来。

　　“狗球事件。”波洛低声喃喃道。

　　[5]

　　一两分钟后，我们又来到了阳光下。

　　“好了，”我大笑道，“狗球事件根本算不得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只狗把球留在了楼梯顶上，老太太绊倒摔了下来。就是这样。”

　　“是啊，黑斯廷斯，你说得对——这个事件简单得很。而我们不知道的，也是我想要知道、打算知道的，是老太太为什么会为此心神不宁呢？”

　　“你觉得里头有内情吗？”

　　“黑斯廷斯，思考一下日期吧。周一晚上摔倒，周三给我写信，周五更改遗嘱。这里头的事儿很不寻常，我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这是起突然事件，比如‘心力衰竭’一类的神秘死亡，那我肯定会起疑心的。可她的死亡却似乎完全是长期疾病导致的自然结果。不过呢{原文法语，tout de meme}……”

　　他陷入了沉思。最后他突然说：“黑斯廷斯，如果你真的想杀某人，你会怎么干呢？”

　　“哦——我不知道，我可无法想象这样的事……”

　　“设想一下总是可以的。比方说吧，可以设想有个特别讨厌的放债人，控制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

　　“这个，”我缓缓说道，“我估计会有人勃然大怒，把那家伙暴打一顿。”

　　波洛叹了口气，“是的{原文法语，Mais oui}，不过那是你的思维方式！我试图设想另一种人的思维方式——冷酷无情却又小心谨慎的凶手，相当聪明的人。他首先会做什么呢？嗯，发生了一起事故，经过非常清楚——警方很难证明某人有罪。但事故有不足之处——可能把人弄残，却没把人杀死。于是，被害人可能起了疑心。事故不能再试了。自杀呢？除非能从被害人那里获得一篇内容合适并有歧义的文字，否则自杀是很难做到的。然后就是谋杀——这也很难。要谋杀你需要一个替罪羊，或者不在场证明。”

　　“可韦勒小姐不是被杀害的。真的不是，波洛……”

　　“我知道，我知道。但她死了，黑斯廷斯。别忘了，她死了。她立了一份遗嘱——就在死前十天。房子里和她在一起的两个人（我没把厨师算进来）都因为她的死亡而得利。”

　　“我觉得，”我说，“你心里有点想法了吧。”

　　“可能性很大啊。巧合的事的确会有，但她给我写信了，我的朋友{原文法语，mon ami}，她给我写信了，如果无法知道她给我写信的原因，我会死不瞑目的。”

　　[6]

　　但莫莉·戴维森和詹姆斯·格拉汉姆按照约定一起来了，而且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韦勒小姐的信摆在桌上很明显的位置。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看出波洛陈述主题的时候相当随意。

　　“我们是应您的要求来这儿的，但我很抱歉地说一句，波洛先生，我实在不明白您是什么用意。”格拉汉姆放下帽子和手杖，略带气恼地说。

　　他身材高瘦，嘴唇紧闭，眼窝深陷，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戴维森小姐是个清秀的金发姑娘，二十九岁上下。她显得迷惑不解，但并没有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