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路上，奥斯本先生又恢复了镇定，安逸地聊着伯恩茅斯的音乐会、天气，以及居住在那儿的上流人士。

　　公车站旁边有家整洁的小餐馆，除了角落里一对年轻人，就没有别人了。我们进去之后，奥斯本先生叫了两份咖啡和点心。

　　然后他俯身向前，开始卸下他心头的重担。

　　“一切都是起因于一个案子，也许你不久之前也在报上看过有关的报道。案子并不曲折离奇，所以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轰动。案子是跟我所开店的伦敦某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有关，有一天晚上，他被人跟踪之后又杀死。真叫人失望，这年头，这种事太多了。虽然我本身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无论如何，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的特殊嗜好。

　　警方宣布过，他们急于寻找高曼神父遇害那晚见过他的人。

　　我刚好那天晚上八点左右站在小店门口，看见高曼神父路过，也看到他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个长相非常特殊的人。当时，我当然觉得没什么，可是我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我习惯在脑子里记住别人的长相。有好多到我店里来的人都被我这种习惯吓了一跳，因为我会问一句：‘喔，对了，我记得您三个月前的时候也拿过同样的处方来，是不是？’你知道，他们都很高兴我记得他们，而且我发现这样对我的生意也有好处。总之，我向警方形容了我看到的那个男人，他们向我道谢之后，事情就暂告一段落。

　　“现在我要说到我故事中最让人惊奇的那份：大概十天前，我参加这附近举办的一次教堂园游会，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又看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男人。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意外，因为他坐在轮椅上。我打听之后，知道他姓威纳博，是本地一位富有的居民。我考虑了一、两天，还是决定写信给原先报案的那位警官，于是他就到伯恩茅斯来了——对了，他是李俊巡官。他好像很怀疑这个人真的是我那天晚上看到的人。他告诉我，威纳博先生已经瘫痪多年，说我一定是认错人了。”

　　奥斯本先生忽然停下来，我搅拌一下咖啡，小心喝了一口。奥斯本先生在自己杯里加了三块糖。

　　“看来，他的解释好像没错。”我说。

　　“是的，”奥斯本先生说：“是的……”他的声音显然很失望。然后他又俯身向前，他那光秃的圆头在电灯的照耀下发着光，镜片后的眼睛也发出狂热的光芒。

　　“我还要再解释一下，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小时候，先父一位开药店的朋友，被传到法庭上指认吉恩·保罗·马格利，那个凶手用砒素毒死他太太。先父的朋友认出他到他药店买了那些药，马利格被判决吊死。那件事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我只有九岁，是个对所有事情印象都很深的年龄，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使一名凶手正法！也许就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记下别人面貌的习惯。你或许会觉得可笑，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说不定有个心想除掉老婆的人，会到我店里来买毒药。”

　　“嗯，有可能。”我说。

　　“对极了，老天，”奥斯本先生叹口气，“可惜一直都没有发生，或者说，即使有这么一个凶手，也没有正法。我想这种情形经常发生。所以这次指认虽然不完全合乎我的期望，却至少使我有‘可能’到法庭上做证人！”

　　他脸上露出孩子似的喜悦。

　　“你一定很失望。”我同情地说。

　　“是——是埃”奥斯本先生声音中又露出奇怪的不满意的音调。

　　“我是个固执的人，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看到的那个人一定是威纳博！”我正想开口说话时，他伸手制止我，“我知道，那天晚上雾很大，我又不是站得很近，可是警方没有考虑到，我确实辨认过他。不只是五官：鹰钩鼻、明显的喉结，还有他头部的形状、颈部的角度。我一再跟自己说：‘算了，算了，就承认你错了吧！’可是心里一直觉得我没错，警方说不可能，可是真的不可能吗？”

　　“可是像他那种残废——”

　　他用力摇着食指制止我，

　　“对，对，可是你要想想我的经验——你要是知道人们准备做些什么，又逃避了些什么事，一定会觉得很惊奇！我不能说医生都太容易受骗——要是有人装病，他们很快就会诊断出来。可是有些方法——药店老板有些方法比医生更有效。例如某些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害处的药，可以让人发烧，皮肤受刺激，喉咙干燥，或者发生肿瘤——”“可是总不会让人瘫痪吧。”我指出。

　　“不错，不错，可是有谁说威纳博先生瘫痪了呢？”

　　“这——我想是他的医生吧？”

　　“对，可是我也查过一些那方面的资料，威纳博先生的医生在伦敦，哈理街——不错，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本地的医生见过他，可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住到国外去了。现在那位医生从来没到这里替威纳博先生诊疗过，威纳博先生自己一个月到哈理街去一趟。”

　　我好奇地看着他。

　　“可是我觉得这还是没有什么破绽啊？”

　　“你不明白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奥斯本先生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就懂了，有一位——呃——陈太太领了一年多保险费，而且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领——不过她在一个地方是吴太太，另外一个地方是李太太……吴太太和李太太把保险卡借给她是有代价的，不过她也同时领到三份保险金。”

　　“我不懂——”

　　“假设——只是假设——”他的食指舞动得更兴奋了，“威纳博先生跟一名真的瘫痪者有联络，两个人商量好了，由那个有点像他的患者，自称是威纳博，然后到医生那儿去检查，一切不是都没问题了？后来威纳博先生搬到乡下来，地方上的医生很快就要退休了，于是那位真患者又去医生那儿检查，你看，这么一来，威纳博先生就的确有了双腿瘫痪的病史，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他也总是坐在轮椅上。”

　　“可是他的贴身仆人一定知道埃”我抗议道。

　　“可是说不定他们是同党——那个仆人也跟他一伙。还有什么更简单的呢？也许还有一些仆人也是同党。”

　　“可是为什么呢？”

　　“喔，”奥斯本先生说：“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吗？我不想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相信你一定会笑我。可是总而言之，要是有人想要不在场证明，这就是最好的不在场证明。他可以在这里，在那里，随便在什么地方，谁也不会知道。我看见他在派丁顿步行，那当然不可能，因为他是个在乡下的可怜残废。”奥斯本先生看看他的表，“我的车子快来了，我得快点。你知道，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于是我就到这里来——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来刺探一下。你一定会说我这样做不大好——我同意，可是我是为了要明白事实，要让一个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我刚好看到威纳博先生在园子里散步，哈！那可就好了，我又想！要是他们窗帘不要拉得太早，我也许可以偷看一下屋子里的情形，譬如他也许没想到有人会来窥伺，就放心地在屋里走，对不对？他怎么会想得到呢？就他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怀疑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