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是的。”查特吉说。不过显然，他根本什么都没想起来。

　　“是的，是的，”克里希纳笑道，“我收到的评语说，我的散文‘缺乏风格和约束，不够成熟’。不用说，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

　　除了克里希纳以外，所有人都很尴尬。但不包括我。欣赏着这出好戏，说实在的，我开始有点儿庆幸自己邀请了克里希纳。

　　拥挤的普雷米尔向东离开旅馆。古普塔、查特吉和查特吉身穿制服的司机挤在前排。就我所见，司机一只手伸在窗外，另一只手不停地调整帽子，全靠两腿的膝盖开车。但坐起来倒是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我在后排，挤在克里希纳和阿姆丽塔之间，阿姆丽塔把维多利亚抱在膝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但克里希纳似乎比其他所有人更早开始出汗。

　　天气热得要命。走出有空调的酒店，阿姆丽塔的相机镜头和查特吉的眼镜立即蒙上了一层雾气。外面至少有一百一十华氏度【21】，我的棉质上衣瞬间就贴在了背上。酒店对面杂乱的广场中蹲着四五十个男人，他们膝盖高耸过颊，身前的地上摆着抹灰刀、灰泥板和铅锤，看起来像是一群工人。我问克里希纳这些人为什么蹲在这儿，他耸耸肩答道：“现在是周日早晨。”似乎所有人都满足于这句神谕般的答案，我也没再追问下去。

　　我们沿着乔林基街行驶，在旧日的政府大楼拉吉巴哈旺门前右转，向南进入达拉姆塔拉街。吹入车窗的空气没有带来一丝凉意，反倒像滚烫的砂纸般摩擦着我们的皮肤。克里希纳打结的头发在空中舞动，就像许多条蛇织成的网子。每次遇到红灯或者交警，司机就会关掉引擎，于是我们只好沉默着汗津津地坐着，等待车再次开动。

　　我们向东驶入阿帕塞库拉路，然后拐进拉贾丁恩德街，这条曲折的公路旁有一条水渠如影随形，死水里的垃圾臭气熏天。赤条条的孩子在棕色的浅坑里泼水嬉戏。

　　“看那边。”查特吉指向我们右侧，一座高大的庙宇粉刷得艳丽夺目。“那是耆那教的神庙，很有意思。”

　　“耆那教的祭司绝不杀生，”阿姆丽塔说，“如果离开庙宇，他们会让仆人扫净道路，这样就不会意外地踩到虫子。”

　　“他们老是戴着医用口罩，”查特吉说，“以免不小心吞下任何活物。”

　　“他们从不洗澡，”克里希纳补充道，“因为他们尊重生活在自己身体上的细菌。”

　　我点点头，暗自揣测克里希纳是否也尊奉耆那教的传统。加尔各答惯常的气味中夹杂着未经处理的污水臭味，再加上克里希纳，我开始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了。

　　“他们的宗教禁止食用任何活着的或者曾经活着的东西。”克里希纳快活地介绍。

　　“等一下，”我说，“那等于什么都不能吃。他们靠什么为生呢?”

　　“啊，”克里希纳笑了，“问得好!”

　　我们继续行驶。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家位于霍特普路。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步行穿过一道门进入更加狭窄的庭院，然后在一间小招待室里脱了鞋，最后才进入两层的小楼。

　　“出于对泰戈尔的尊敬，人们像供奉神庙一样供奉着这间屋子。”古普塔肃穆地说。

　　克里希纳踢掉脚上的凉鞋。“我们国家的所有公共遗迹到头来总会变成神庙，”他大笑起来，“在瓦拉纳西，政府修了一座亭子，在里面放了一幅巨大的印度地形图，用来向愚昧的佃农介绍我国的地理知识。现在那地方已经成了神庙，我见过有人在外面顶礼膜拜。它甚至拥有了自己的节日。一幅地形图!”

　　“安静。”查特吉说。他领着我们走上一道阴暗的楼梯。泰戈尔住过的套间里没有家具，但墙上陈列着一排排照片，展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遗物，有价值连城的原始手稿，也有一罐罐大师最爱的鼻烟。

　　“看来这里只有我们。”阿姆丽塔说。

　　“哦，是的。”古普塔表示赞同。这位作家笑起来就更像啮齿动物了，“这间博物馆周日通常不开放。我们能进来是经过了专门的安排。”

　　“太棒了!”我其实只是在喃喃自语。突然间，墙上的喇叭里传出了泰戈尔的录音，喇叭声音很大，伴着刺耳的吱嘎声，泰戈尔读着自己的诗作节选，还唱了几段自作的歌谣。“真棒!”

　　“M.达斯的代表应该很快就到。”查特吉说。

　　“不急。”我回答。博物馆里有好几幅泰戈尔的油画。他的风格让我想起了N.C.魏斯——印象派风格的插画家。

　　“他得过诺贝尔奖。”查特吉说。

　　“是的。”

　　“他谱写了我们的国歌。”古普塔说。

　　“对，我差点儿忘了。”我回答。

　　“他写过很多伟大的剧作。”古普塔说。

　　“他建立了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查特吉说。

　　“他就死在这里。”克里希纳说。

　　我们所有人停下脚步，望向克里希纳指的方向。除了一团团灰尘以外，那个角落空空如也。“那是1941年，”克里希纳说，“老人灯尽油枯，像没上发条的钟一样日渐虚弱。他的几位弟子闻讯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很快所有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客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位诗人。好几天过去了，老人一直处于弥留之中。于是狂欢开始了。有人去了美军司令部……当时已经有士兵进了城……带回了一台放映机和几卷胶片。他们开始放《劳雷尔和哈迪》，还有米老鼠的卡通片。昏迷的老人躺在角落里，几乎被人彻底遗忘。他一次次从死亡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就像鱼儿浮上水面透气。想象一下，当时他有多困惑!越过朋友的背影和陌生人的脑袋，他凝视着墙上闪烁的图像。”

　　“泰戈尔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著名的剧作。”查特吉大声介绍，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克里希纳身上引开。

　　“他写了一首诗来描绘当时的感觉，”克里希纳继续说道，“在《劳雷尔和哈迪》的陪伴下死去的感觉。在那最后的日子里，他给自己的诗作标上日期，他非常清楚，每一首诗都可能是最后的遗作。在那昏迷之间短暂的时光里，他依然争分夺秒地写着。感伤的乐观主义已经消逝，他最广为传颂的作品中那标志性的温和雅致也不见了踪影。因为，你看，在一首首诗作之间，他直面着死神的黑暗脸庞。他只是个饱受惊吓的老人。但那些诗……啊，卢察克先生……那些最后的诗作，真美。充满痛苦。就像他的死亡一样。泰戈尔望着墙上闪烁的电影画面，暗自揣想——‘我们是否都是幻觉?是投在白墙上的短暂幻影，是无聊神祇打发时间的浅薄娱乐?是这样吗?’然后，他死了。就在这里。在这个角落。”

　　“这边走。”古普塔喊道，“这边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