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缓摇着头。

　　「不要跟我耍聪明，李奇。」他说，「你要倒大楣了。这里发生一件大案子，而证人看到你离开现场，你这个陌生人没有身分证件，我又不知道你的来历，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耍聪明。」

　　尽管他还是做分内的事，但仍然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没有从命案现场离开。」我说，「我只是沿路漫步而已。这两件事不一样吧?人们逃离命案现场时会用狂奔的，而且马上躲起来，不会沿路漫步。沿路漫步有罪吗?大家不是他妈的无时无刻都在漫步吗?是不是?」

　　芬雷倾身向前，并且摇摇头。

　　「不是。」他说，「谁会走那么远的路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汽车?跟我说你为何没有地址，你打哪里来的?回答我的问题，赶快完成这例行公事。」

　　「好，芬雷。」我说，「我们赶快把它弄完。我没有地址是因为我居无定所，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某地定居，到时候我就会有地址了，而且我会寄一张有照片的明信片给你，如果你真他妈这么在意这件事的话，大可把我加入你他妈的通讯簿里面。」

　　芬雷瞪着我，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做，结果他选择耐着性子跟我耗下去──他让自己显得有耐性，但是又很强悍，好像在跟我说：「我才不会打退堂鼓。」

　　「你打哪里来的?」他问我，「最后一个居住地是哪里?」

　　尽管他还是很有耐性，双唇紧闭着，但已经被我惹毛了。他的耐性中带着一丝冷笑。

　　「好吧。」他说，「你不了解我的问题，所以我会想办法说得更清楚。我的意思是，你在哪里出生?或者说你这大半辈子都在哪里度过?哪里是你所认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我只是看着他。

　　「让我举例说明一下。」他说，「我自己是在波士顿出生的，不但在波士顿读书，后来也在那儿工作了二十年，所以如果我说我是来自波士顿，你应该也会同意吧?」

　　我猜对了。一个哈佛毕业的家伙，一个快要失去耐性的哈佛人。

　　「好的，」我说，「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到礼拜一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不想害死自己的话，请不要停止搜查行动。」

　　他忍住微笑，严肃地点点头。

　　「感谢你的建议。」他说，「也感谢你这么关心我的官运。」

　　「不客气。」我说。

　　「继续吧。」他说。

　　「好的。」我说，「根据你那美妙的定义，我根本不能说自己来自何方。我只能说自己来自军方。我的出生地在西柏林一处美军基地，我的老爸是个海军陆战队员，我的母亲则是他在荷兰邂逅的一位法国平民。他们在韩国结婚。」

　　芬雷听了点点头，做了纪录。

　　「我是个军人子弟。」我说，「如果你眼前有一张全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列表，就可以知道我住过哪些地方。我在二十几个不同国家完成中学学业，并且在西点军校待了四年。」

　　「继续。」芬雷说。

　　「我待在部队，」我说，「当宪兵，又回到之前那些基地服役、过生活。然后，芬雷，在当了三十六年的军官之子以及军官之后，突然有一天国家已经不需要百万大军了，因为苏联完蛋了。万岁!每个人都像领红利一样获得了和平。对你们而言，这意味着税金被花到其他事情上;而我这个宪兵却变成一个三十六岁的失业劳工，还被你们这些自鸣得意的平民浑球当成游民。你们这些人在我过去存活的那个世界里，根本待不到五分钟就会挂掉了。」

　　他想了一会儿，好像无动于衷的样子。

　　「继续。」他说。

　　我对他耸耸肩。

　　「所以现在我只是在享受人生。」我说，「也许最后我会找到一份差事，也许不会。也许最后我会在哪里定居，也许不会。但是现在我还没有这种打算。」

　　他点点头，又做了一些纪录。

　　「你何时离开部队的?」他问我。

　　「六个月以前。」我说，「四月的时候。」

　　「后来就没有工作了吗?」他问我。

　　「你真是爱说笑。」我说，「你上次找工作是什么时候?」

　　「四月啊。」他故意学我说话，「我来这里工作刚好六个月了。」

　　「那算你厉害啊，芬雷。」

　　我想不出还要讲些什么。芬雷瞪着我看了一会儿。

　　「那你后来靠什么过活?」他问我，「你当时的军阶是什么?」

　　「少校。」我说，「当你被扫地出门的时候，会领到一笔遣散费。大部分都还留着，我尽量慢慢花用，你知道吗?」

　　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芬雷用笔的另一端有节奏地敲着桌面。

　　「现在我们来谈谈过去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事。」他说。

　　我叹了口气。我快要遇上麻烦了。

　　「我坐上灰狗巴士。」我说，「在郡道上下车，时间是今早八点。我一路走到镇上，到餐厅之后点了早餐，你的伙计们冲进来抓人的时候，我还没吃完呢。」

　　「你是来这里办事的吗?」他问我。

　　「我没有任何差事。」我说，「不管我去哪里，都不是为了办事。」

　　他把这句话记下。

　　「你在哪里上巴士的?」他问我。

　　「在坦帕市。」我说，「昨晚在午夜时分出发的。」

　　「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他又打开另一个喀喀作响的抽屉，抽出一份灰狗巴士的时刻表，迅速翻开，伸出他棕褐色的长长手指沿着页面往下找我说的班次。这家伙真是细心。他看看坐在对面的我。

　　「那是一班特快车。」他说，「直接朝北边开往亚特兰大，早上九点就到了，八点的时候不会让人在这里下车。」

　　我摇摇头。

　　「我叫司机让我下车的。」我说，「他说不可以，但还是让我下车了。特地为我停车，让我下来。」

　　「以前来过这一带吗?」他问我。

　　我再度摇摇头。

　　「有家人住这里吗?」他问我。

　　「没有。」我说。

　　「有家人住在其他地方吗?」他问我。

　　「有个兄弟住在华盛顿特区，」我说，「在财政部工作。」

　　「在乔治亚州有朋友吗?」他问我。

　　「没有。」我说。

　　芬雷把我的供词都写下来。接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讲话，我确信自己知道接下来他要问什么。

　　「那么，你来干嘛呢?」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原来的目的地，而在这里下车?为什么在雨中走了十四英里路，但是却完全无法说明你来这儿的理由?」

　　这是个要命的问题。芬雷马上就把这问题给点出来了，换成是检察官也会这样问我，而我根本答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只是临时起意，因为我一直到处乱晃，总得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吧?你说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挑这个地方?」他说。

　　「我也说不上来。」我说，「坐我旁边的那个家伙有张地图，我就从地图里挑出这个地方。我不想走大路，我想我可以绕回墨西哥湾地区，或许再往西走。」